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能取得胜利有许多重要原因，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异军突起”和强大存在具有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尽管没有领导全国的抗战，但却实实在在地领导了人民武装力量进行的敌后抗战(国民党军队在敌占区的抗战则由政府当局领导和指挥)和解放区战场，并且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推动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起到了牵制、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长期以来比较通行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的。1941年5月，他在皖南事变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说：“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①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他进一步指出：“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② 关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也可采用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的说法。洛川会议《决定》指出：“今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是在使国民党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共产党员及其所领导的民众与武装力量，应该最积极的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应该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应该用极大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真能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疑义的。”③尽管这是全面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提出的要求，但纵观八年抗战历史全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历程中践行了这个诺言，成为了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 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核心地位呢?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握。 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独一无二的指导作用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剧，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交互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与国内进步力量一起担当着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中国东北地区后，国内政治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中华民族有爱国主义的历史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外敌入侵，国难当头，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的愿望，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凝聚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一)艰难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实行全民族抗战的政治基础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中国共产党尽管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追捕、屠杀，多年内战，血海深仇，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仍以民族大义为重，多次发表宣言，冀以民族革命战争抗击日本侵略军。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推行“华北自治运动”，企图控制整个华北、进而吞并全中国。这不仅进一步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而且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异常愤慨，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风暴。这是推动中国共产党倡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历史背景。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还有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建立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中明确表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④一年后，1936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⑤。这样，中国共产党已经高高地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 国民党政府对于改变政策实行抗日，却经历了一个十分被迫的过程。在相当长时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认为“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⑥。因此，仍集中数十万军队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但是，工农红军有顽强的生命力，经过极端艰难困苦的长征转战，奇迹般地在陕北落脚生根，形成新的发展局面。华北事变后，蒋介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者愈益扩大的侵略野心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⑦。这是个认识的进步，但这个变化是不坚定的，政府当局还对所谓的国际调停寄予幻想，并没有作抗日的战略部署和军事行动安排；再则，这时还没有改变要完全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既定方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