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5-0056-05 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三大战役”之一的统购统销制度，从衍生之日起就带有明显的国家整合色彩，这与当时的国家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有着天然联系。近年来，对这一制度的历史探究愈发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在当代中国，如何将分散的乡村社会经济整合到国家经济体系中来，构建起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而事实是自1950年代起，国家即通过统购统销制度整合乡村经济，并力求将国家意志贯彻到乡村社会。与此同时，乡村经济本身对统购统销亦产生较强回应，正是在整合与回应的博弈中，国家与农民之间达到暂时平衡。以下笔者即以1953-1958年的统购统销制度为中心，对国家整合视角下的乡村经济作一探讨，以期丰富统购统销制度的认识面相。 一、国家需要：统购统销制度源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并未封闭“自由市场”，征收公粮和市场收购为国家获取粮食的主要渠道。然而，伴随着经济恢复、重工业建设、私营屯粮等一系列形势的需求，加之1953年夏秋粮食危机等因素的影响，粮食供需之间矛盾凸显。据有关记载，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国家粮食收支出现20亿公斤赤字[1]。1953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粮食组的结论也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2](P256)。陈云当时估计，1953年可能会出现43.5亿公斤的粮食缺口，粮食不充足，将成为中国较长时期的一个基本状况[3](P203)。对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毛泽东认为：“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4](P302)而当时中国的粮食市场尚处于“自由市场”状态，私商屯粮现象也甚为严重。正如陈云所说：“现在已有大批粮贩子活动于小集镇与乡村之间。只要粮食市场乱，一个晚上就可以出来上百万粮贩子。现在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混乱，粮多的地方则开始抬价。”[2](P262)如此看来，当时中央对上述两种方法都曾做过考虑，但认为并不能解决粮食供求紧张的局面。 1953年10月2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解决粮食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3](P208)。陈云的论断为统购统销制度的衍生明确了主导思路，指明了基本方向，奠定了理论上的雏形。其后，中共中央又多次研究和反复论断，并于1953年10月16日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1月19日，政务院颁布《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中共中央及政务院命令的出台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实行统购统销制度在国家层面的确立。 统购统销制度的衍生，并非一蹴而就。从时间概念和理论层面而言，它源于1930年代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国民经济实行有计划的生产和管理的经验，随之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等地某些范围内进行了试点。从具体缘起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基于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国内粮食供应紧张与人口增加、工业建设之间存在的矛盾，经过反复论证并最终确立统购统销制度。而统购统销制度的根本源起，正是国家的需要。 二、统购统销制度：整合乡村经济 统购统销制度本身就蕴含了国家对乡村经济整合的元素，在运行过程中凸显出以下特征： 其一，形成了国家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垄断性结构，将乡村经济纳入到国民经济发展体系框架中。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运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对主要农产品进行统一收购。而这种收购又体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治理的一种形态，即国家整合，其最终目的是将乡村经济纳入到国家的整体经济架构中。正如薄一波所说：“根据当时对社会矛盾和计划经济的认识，《决议》中指出：实行上述政策，不仅可以妥善地解决粮食供求矛盾，更切实地稳定物价和粮食的节约；而且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它是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P270)因此，统购统销制度本身就是由国家统一收购并组织销售农产品，是国家对农产品的一种垄断性行为。笔者认为，这项制度本身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国家统一从农民手中进行收购。这就改变了以往尚处于“自由市场”的农产品市场结构，实现了对私商和农民的双重限制，进而实现了国家控制；第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由国家统一销售，实行票证制度。这样，国家从流通领域对主要农产品实现了限制，票证制度的实施实现了国家对物资调配的整合。有学者指出：“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质是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资源的支配绝对国家化。”[5]其实，统购统销制度只是从理论层面上实现了这种状态，在具体施行中仍存在“瞒报”、“漏报”等现象，也存在到基层以后的制度落实成效问题。但统购统销制度的实行，总体上实现了这一功能。而处于分散状态的传统农本的乡村经济形态逐渐被纳入到国民经济体系框架中，从而使国家能够对分布散于各地和各户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资源进行集中调配及管理。这对于当时处于粮食供需紧张的中国来说极为重要。下表为笔者整合相关资料得出的一组数据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