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我做过沦陷区文学研究，后来出版了《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995)。这里的“沦陷区文学”是指中国大陆被日本武力强占的地区的文学，起于“九一八”国难，其发生最早开启了中国抗战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但日本武力强占的中国地区并不只是大陆沦陷区，还包括1895年割让的台湾、1941年底攻占的香港。这些地区，甚至日本强占的东南亚一些国家，都存在着中文写作的抗日文学。它们之间的关系密切，可以统称为日占区文学。2006年，我在拙著《中国现当代文学(五四-1960年代)》①中列入《日占区文学》一章，将中国大陆沦陷区和日本占领时期的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乃至东南亚国家，作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空间，考察其中中国作家(此时期东南亚华侨大多也认同中国的国籍身份)和中文文学的生存发展。中国抗战时期文学是二次大战时期世界各国文学中成就卓著的存在(中国抗战时期文学的成就高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文学)，日占区文学的成就也高于世界其他国家法西斯占领区文学(如法国被德国占领地区的文学)，其文学史意义不可忽视。 日占区作为日本殖民地存在的历史，是与中日战事、二次大战形势密切关联的，各日占区的时间长度差异很大，殖民化的程度自然不同，但都产生在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东亚地区在文化传统上联系密切。近代以来，东亚现代性一直跟其殖民性发生复杂纠结，其展开有着种种历史的曲折；日本侵略战争的一再进行，是东亚现代性严重受挫的集中体现，也使得反殖民文学成为东亚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日占区文学发生在日本殖民化环境中，其形态有其复杂性，但抗日的民族意识内在主导了日占区文学，这并非将日占区文学生态简化为异族侵略与本土反抗的二元对立，而是充分意识到殖民性环境中民族性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在地写作去充分揭示民族性的复杂内涵。 日占区文学的研究至今存在重要缺漏。例如，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至1945年8月香港光复，3年8个月，时间与上海全部沦陷时间相近，但至今的文学史，几乎没有论及此时期文学的，提及时往往以“文坛荒芜”一言蔽之。的确，香港沦陷，战前来港的文化界人士300余人纷纷撤回内地，香港本地作家也多避走大陆，极少数留港作家要从事文学创作已十分困难。少数留存报刊很难不屈从日本侵略者强力统治。香港失守初期，香港中文报刊由35种下降至12种，1942年6月起，日军当局强令香港报纸合并以便控制，最有影响的《星岛日报》与《华子日报》合并，并被强迫改名《香岛日报》；《华侨日报》与《大众日报》合为《华侨日报》，《循环日报》与《大光报》合为《东亚晚报》，汪伪集团的《南华日报》并吞《自由日报》、《天演日报》、《新晚报》；另有日本人主办的《香港日报》，整个香港“只剩下五家中文报纸”②，另有华人经营的杂志《大众周刊》、《香岛月报》等。这些报刊大多有文艺副刊或专栏，但报刊言论受控于日本总督部报道部，文学也处于沉寂中，戴望舒等留港作家中最具名望者在较长时间里都未发表文章③。 但香港沦陷时期文学又绝非空白，它甚至构成了香港文学传统形成中承前启后的一环。例如，1944年1月，《华侨日报》创办《文艺周刊》，叶灵凤、戴望舒是该刊的主要作者，也是该刊编者④。该刊创刊号所刊《给读者》指出，是“战争”造成了“文艺园地的荒芜”，而创办此刊，是因为香港“许多文艺爱好者”“不甘寂寞”，因此希望“但知耕耘，莫问收获，燕子来了的时候，他自会将我们的消息带给海外的友人，带给远方的古国”⑤。应该说，这篇“发刊词”将日本武力统治下言论的抵抗发挥到了可能的极致，由此可以想见该刊所刊作品的取向。《文艺周刊》篇幅量大，所刊作品，有“针对现实处境，在沉重的压抑下不吐不快”，甚至会“触动统治者的神经而招来祸端”的文字，更有“借用典故以明志”的文章；而众多译作，也或“暗寓对日军的反抗之意”⑥，或表达在日人统治下苦闷之情。可以说，《华侨日报·文艺周刊》代表了香港沦陷时期文学刊物所可能做出的反抗。 当然也有一些刊物，例如叶灵凤受日本总督部委任，主管或编辑的《大众周刊》、《新东亚月刊》、《大同画报》等，无法摆脱刊发侵略者当局指令的宣传文章的状态，作家“最痛苦的，同时也是最坏的，是自己所不想写而又不得不写的文章”⑦，成为香港沦陷时期一些作家生存的常态。叶灵凤1942年还出席了东京“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因而被视为“落水文人”。但实际上，叶灵凤此时出面和日本人合作，是以此为掩护，为重庆政府从事抗日情报工作。1989年，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公开发售当年香港日本宪兵队本部编印的《重庆中国国民党在香港秘密机关检举状况》复印本，叶灵凤被列为重庆“特别情报员”⑧，其他当事人也证实了这一点。香港文化人以刊物做掩护从事抗日活动，这些刊物也多“不涉及政治时事，多谈文艺及推介外国作品”，这成为“沦陷时期，香港报刊的文艺版特色”⑨。而即便如此，香港文学还是在曲折表达中潜行抵抗意识，保存民族气节，艺术上也得以锤炼。正是这种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在地写作，构成香港文学传统不可缺失的一环。 此时期创作最有价值的是戴望舒的诗歌。他1938年来港，担任《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主编，参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工作。香港沦陷，他留居香港，较长时间蛰伏辍笔，后来能发表的也只是关于纯然艺术问题的探讨，例如，1944年他发表《诗论零札》，强调“把不是‘诗’的成分从诗里放逐出去”的“纯诗”创作，提出“诗的韵律不应只有浮浅的存在。它不应存在于文字的音韵抑扬这表面，而应存在于诗情的抑扬顿挫这内里”⑩，这些主张延续了1930年代中国新诗的维护、发展诗质的传统，避免了战争年代诗质淡化的趋势。作为这种主张的实践，戴望舒完成了包括《我用残损的手掌》在内的一批诗歌，呈现了其诗作的又一座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