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5)04-0086-(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15.04.011 如果将闻一多和中国现代诗家比较，徐志摩当是最重要者。因为他们在相识初始阶段就共同创办《诗镌》专栏，倡导新诗的“格律化”，创作出诸多“三美”新诗，而后还共同编辑《新月》杂志等，强调文学的“健康”和“尊严”，为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新诗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同属“新月”诗派的两大支柱。虽然如此，由于他们的美学追求同中有异，特别是性格更兼情操差异，最终各自内心产生罅隙，甚至言语相讥，以致徐志摩突遭空难，闻一多竟没写纪念文字。研究闻一多、徐志摩美学追求异同及其他，对于总结他们倡导新诗创作“格律化”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意义。 一、闻一多与徐志摩的初始关系及其创办《诗镌》 闻一多和徐志摩一经相识，就具有非常融洽的关系，这在其家信中就有表现。1925年6月初，闻一多留美归国在老家浠水一段时日后，中旬即赶到北京谋取职业，并在其后认识了徐志摩。他和当时诗坛享有盛誉的徐志摩相见，最迟是在1925年的8月9日。因为闻一多在此后的11日早上写信告知驷弟，他已“正式加入新月社”，并在“前日茶叙时遇见社员多人”，其中就有时在北大任教授的徐志摩。当时闻一多对徐志摩尤感兴趣，他在信中说“徐志摩顷从欧洲归来，相见如故，且于戏剧深有兴趣，将来之大帮手也”。闻一多所说前者“徐志摩顷从欧洲归来”，不是徐志摩1922年10月所结束的留学生涯回国，而是其1925年上半年的苏联、法国、德国和英国之旅。而其所说后者“将来之大帮手也”，则是闻一多拟借助徐志摩实现留美时同人欲创办剧社的宏愿。就在此前的7月，闻一多已和赵太侔、余上沅、孙伏园等拟就《北京艺术剧院计划大纲》。因为与徐志摩“相见如故，且于戏剧深有兴趣”，所以闻一多才认其为“将来之大帮手也”。闻一多此说并非没有根据。因为就在这封信中，他还说徐志摩约其“今日午餐，并约有胡适之，陈通伯(即《现代评论》署名陈西滢者)，张欣海，张仲述，丁西林，萧友梅，蒲伯英等在座”，为的就是“讨论剧院事”。这又是因为，“消息谓萧友梅(音乐家)与某法国人募得四十万资本，将在北京建筑剧院。故志摩招此会议，商议合作办法”。[1](P226)闻一多这封信是他还未和徐志摩等人聚餐的当天早上所写。他和徐志摩等会商的相关情况如何，闻一多在当天聚餐后的家信中又详述徐志摩欲推荐他任《晨报》副刊《副镌》编辑一事。他说，“北京《晨报》为国内学术界中最有势力之新闻纸，而《晨报》之《副镌》尤能转移一时之思想。《副镌》编辑事本由正张编辑刘勉己兼任。现该报拟另觅人专管《副镌》，已与徐志摩接洽数次”。闻一多说因“徐已担任北大钟点”，更兼“徐之友人不愿彼承办《晨报》，故徐有意将《晨报》事让”闻一多“办理”。信中还详述徐志摩曾问闻一多“谋到饭碗否”。当得到否定回答并求“想想法子”后，徐志摩就欲推荐闻一多操办《副镌》之事。这对当时的闻一多来说当然求之不得。因为其正处在待业焦急之中，不然他就不会当天写信将此信息告诉家人。而且编辑的报酬也相当可观，闻一多说“据徐云薪水总在二三百之间，大约至少总在百元以上”。[2](P227)虽然闻一多编《晨报》副刊事宜因他故未能如愿，最终仍由徐志摩承担《晨报》副刊主任职务，但毕竟徐志摩又为他推荐到国立北京艺术学院任职。徐之所以待闻一见如故，当有诸多原因。首先是因闻一多当时的诗坛影响。徐志摩1923年读到刚出版的《红烛》后，就对闻一多非常崇敬。尤其闻一多在归国后的短短时日，相继又在当时重要刊物《现代评论》和《大江季刊》等发表了他的诸多爱国诗，如《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洗衣曲》即后来更名的《洗衣歌》，和《长城下之哀歌》《我是中国人》等。闻一多这些爱国诗作，立即引起国内文坛注意并得到好评。作为敏感诗人的徐志摩，不能不因此而对闻一多再添敬意。其次是因他们相同的欧美留学经历，已经结成“新月”社团，因此具有共同语言。当然，还因被称为“新月的灵魂”[3](P41)徐志摩与生俱来的热情性格。 闻一多和徐志摩合作，是他们从共同创办编辑《晨报》副刊的《诗镌》专栏开始的。因学缘关系，此前不仅有被称为“清华四子”的朱湘、饶孟侃、杨世恩和孙大雨经常踏破闻一多租屋的门槛，而且他们还团结刘梦苇、朱大枬和骞先艾等新诗爱好者，讨论诗之发展和建设即新诗的格律化问题，更欲借《晨报》副刊版面创办《诗刊》专栏，以之实现闻一多刚到美国就欲“打出招牌”，[4](P215)意“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径直要领袖一种文学潮流或派别”[5](P80)的宏愿。当被公推为联系者的闻一多和徐志摩接洽后，徐志摩就毫不犹豫爽快答应。徐志摩还亲到闻一多寓所考察，更极力夸赞其艺术家气质，说单看“一多那三间画室，布置的意味先就怪。他把墙壁涂成一体墨黑，狭狭的给镶上金边，像一个裸体的非洲女子手臂上脚踝上套着细金圈似的情调。有一间屋子朝外壁上挖出一个方形的神龛，供着的，不消说，当然是米鲁薇纳丝一类的雕像……”等。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崇敬，他肯定这“确是一个别有气象的所在”，还说此“有意识的安排，不论是一间屋，一身衣服，一瓶花，就有一种激发想象的暗示，就有一种特具的引力”。这就“难怪一多家里见天有那些诗人去团聚”，徐并因此而“羡慕他”。徐志摩还强调这“不仅是一多自己习艺的背景，它们也就是我们这《诗刊》的背景”，因此“期望我们将来不至辜负这制背景人的匠心，不辜负那发糯米光的爱神，不辜负那戴金圈的黑姑娘，不辜负那梅斐士滔佛利士出没的空气”。[6]当诸多事宜商定之后，闻一多更展示其绘画专业才能，为《诗镌》专栏设计伸展双翼而欲腾空的“神马”刊头。“诗刊”两字则由著名书法家蒲伯英用隶书题写。但因隶体没有“刊”字，于是就用内涵相同的“镌”字代替。就这样，被闻一多“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一第二纪元”[7](P233)的《诗镌》专栏，于1926年4月1日正式问世，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新诗格律化运动从此开始。 二、闻一多与徐志摩诗之“三美”理论阐释及其“创格”表现 闻一多当然不负众望。1926年5月13日，他在《晨报》副刊《诗镌》专栏发表《诗的格律》这篇诗学论文，系统阐述他的新诗格律化主张，提出“诗的实力不独包括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8](P141)相对其他新诗格律化倡导者的主张，如饶孟侃的《新诗的音节》强调其“实在包含的有格调，韵脚，节奏和平仄，等等的相互关系”[9]问题，闻一多则更多阐述诗之“建筑美”内容。他说，“这一来，诗的实力上又添了一支生力军，诗的声势更加浩大了。所以如果有人要问新诗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应该回答他：增加了一种建筑美的可能性是新诗的特点之一”。在回答有人“对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表示怀疑，以为这是复古的象征”时，闻一多质疑说：“现在把节做到匀称了，句做到均齐了，这就算是律诗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虽然“律诗也是具有建筑美的一种格式，但是同新诗里的建筑美的可能性比起来，可差得多”。这是因为“律诗永远只有一个格式，但是新诗的格式是层出不穷”的，并且表现为“相体裁衣”。其次为“律诗的格律与内容不发生关系，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第三则是“律诗的格式是别人替我们定的，新诗的格式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闻一多还针对有人“觉得把句子切得那样整齐，该是多么麻烦”，并且“做诗要是那样的麻烦，诗人的灵感不完全毁坏了”的质疑，他肯定“灵感毁了，诗也毁了”，但他更强调的则是，“字句锻炼得整齐，实在不是一件难事；灵感决不致因为这个就会受了损失”。如若“那一首诗没有做好，只应该归罪于他们还没有把这种格式用熟；这种格式的本身不负丝毫的责任”。对此，闻一多还通过实际诗例比较，强调“句法整齐不但于音节没有妨碍，而且可以促成音节的调合”。闻一多当然承认“字数整齐了，音节不一定就会调合”。他解释说“那是因为只有字数的整齐，没有顾到音尺的整齐”。然而“这种的整齐是死气板脸的硬嵌上去的一个整齐的框子，不是充实的内容产生出来的天然的整齐的轮廓”。“音尺”是闻一多借鉴的外来概念。所谓“音尺的整齐”，就是每行诗的音顿或字数有规律可循，其实就是诗之节奏的整齐。如果这样，闻一多认为“音节一定铿锵，同时字数也就整齐了。所以整齐的字句是调和的音节必然产生出来的现象。绝对的调和音节，字句必定整齐”。但我们切莫据此认为闻一多就是形式主义者。他所强调外在形式即字数整齐的“建筑美”，是在“证明诗的内在的精神”，即“节奏的存在与否”。其实闻一多最看重的还是诗的“音乐美”即诗之节奏的匀称。他在分析诗之格律的“原质”时，就阐述过“音乐美”和“建筑美”的辩证关系。虽然他承认“从表面上看来，格律可从两方面讲”，即“属于视觉方面的”和“属于听觉方面的”，但他更强调“这两类其实不当分开来讲，因为它们是息息相关”的。闻一多举例说，“譬如属于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属于听觉方面的有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但是没有格式，也就没有节的匀称，没有音尺，也就没有句的均齐”。闻一多之所以较少论证“音节”问题，那是因为饶孟侃在闻氏发表《诗的格律》之前，已在《新诗的音节》和《再论新诗的音节》中，将其“讨论得很精细”的缘故。虽然如此，闻一多仍在讨论“节奏”的时候更强调“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戴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他说“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只有不会做诗的才觉得格律的缚束。对于不会做诗的，格律是表现的障碍物”，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格律便成了表现的利器”。[8](P137～144)闻一多将“音节”视作新诗格律的重要质素，除《诗的格律》内容能够说明外，还能在其书信内容中得到补充。就在发表该文之前的4月15日，他就说《诗镌》同人“皆以其注意形式，渐纳诗于艺术之规。余之所谓形式者，form也，而形式之最要部分为音节”。闻一多同时还夸奖“《诗刊》同人之音节已渐上轨道，实独异于凡子，此不可讳言者也”。[7](P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