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对“童年时期”有不同的定义,影响最大的当推弗洛伊德,他在《梦的解析》和《性学三论》中,对童年时期的童年经验均作了独到深刻的分析,奠定了现代儿童心理学的基础。但弗氏过于专注于儿童的“性心理”,把儿童经验主要归结为性心理,显然有失偏颇。本文并不打算去发掘这方面的儿童经验,而是去关注更为普通的生活化的儿童经验如何形成一种初始而长久的记忆,影响了作家后来的创作,或者构成了作家创作的主要资源和动力。本文讨论的作家“儿童时期”拟规定为从作家婴幼到少年时期(从出生起至12—14岁的青春前期)阶段,童年经验即指这一时期获得的生命体验与记忆。国内理论批评界童庆炳先生较早论述这一问题,他曾经说道:“几乎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把自己的童年经验看成是巨大而珍贵的馈赠,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的源泉。”①童年经验对于作家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客观层面而言,童年经验包括作家童年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遭际;从主观层面而言,又包含作家对自己童年生活经历的主观的心理感受和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效应和大脑记忆。五四时期,伴随着“人”的发现和对儿童的发现,儿童的视角和叙事策略,日渐受到作家的重视和青睐,而童年经验,更是成为许多作家选材构思和灵感佳作的源泉。许多现当代作家,都常常携童年经验或者从童年经验当中汲取妙思来进行创作。 萧红和迟子建,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东北女作家,很多人感觉或者注意到了她们创作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往往会从迟子建受到萧红影响的角度思考,譬如:迟子建就曾经面对这样的问询——“很多东北女作家非常喜欢萧红,而且深受萧红影响。萧红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你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差不多。萧红小说的散文化写作和纯净的艺术气质与你也有相似之处。我想她对你的影响毋庸置疑”;对此,迟子建的回答是聪敏而机智的:“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她的《呼兰河传》是她生命和文学的绝唱,很难有人逾越。作为后来的东北作家,我所能做的就是营造自己的艺术世界,把迟子建的作品做得更好,成为自己的唯一。任何的比附其实都是无知、浅薄和急功近利的表现,要知道,无论在哪个时代,萧红都是不可替代的”②。由此也不难见出,虽然读到迟子建的《东窗》、《秧歌》等,很容易就可以联想和联系到萧红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但单纯的影响研究是否可取,值得商榷,而若是想从一个角度切入,对她们的创作加以辨析,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此,希望通过童年经验对萧红、迟子建两位作家创作影响的考察,或者说通过对她们童年经验的溯源,来比照考察她们童年经验如何影响了她们的创作?童年经验是怎样进入了她们的创作?或许可以在一个更为多样和立体的空间里来揭示她们创作的艺术特征和复杂意蕴。这种比照不是区分高下、优劣,也不只是辨别同异,更重要的是一种丰富性的呈现和映衬。 辽阔的东北边域,独特的气候、风光景色、四季更替以及独具特色的习俗风物、民情与民众的生活态度等,带给萧红和迟子建不同于他人的童年经验。萧红笔下的《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后花园》等作品,营造出的是一个北国女孩的童年生活氛围和经历,没有刻着地域烙印的丰蕴的童年经验,很难想象会产生《呼兰河传》这样“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③;没有童年时期在大兴安岭、黑龙江和北极村特殊的地域风貌、自然民俗、生活经历的独特经验,如何能够有迟子建这样一个灵秀女子的接通她生命出发之地“地之灵”的诸多创作?她的许多作品,都明显存在或者可以寻根溯源见出其童年生活、童年经验在她心中留下的深深烙印。 先前的研究当中,我已经谈到萧红和迟子建在她们的作品当中,尤其对景物的描写,其书写常常流露“我向思维”的特征,具备拟人化、打通人的感觉和知觉的能力,往往可以看到主体与客体的真诚拥抱。家乡物事,到了萧红和迟子建笔下,都似乎是有生命的、与人有着血缘亲情的东西④。在萧红和迟子建这里,童年经验,是作为生活原型和重要题材,直接进入到了她们的创作当中,其重要性和不可忽视,就像迟子建自己在《北极村童话》开篇那句话所说,“假如没有真纯,就没有童年。假如没有童年,就不会有成熟丰满的今天。”⑤——这句话,对于迟子建迄今三十载的创作,几乎具有寓言或者说隐喻的意义。进一步去看,童年经验带给萧红和迟子建的创作的原型和题材宝藏,首先就在于那“北国一片苍茫”的故乡大地以及生活其中的民众生活、民情风俗和习俗风物。 故乡民众日常的看戏、扭秧歌、上坟、扎彩铺、跳大神,等等,都为萧红和迟子建提供了无限的生活原型和写作的题材。《呼兰河传》一共七章,第一章,是呼兰小城的自然风光、四季更替、民情风俗乃至民众的生活态度,奠定了整篇小说的情感基调或者说环境氛围,很容易见出,萧红童年的生活经历片段为她提供了很好的素材,童年经验作为题材直接进入了她的创作。上坟,对于东北边地的乡民来说,好像并不感到真正悲戚,更谈不上悲痛,人死了,“他们心中的悲哀,也不过是随着当地的风俗的大流,逢年遇节地到坟上去观望一回”⑥。这样民情风俗的边地民众的生活,一天一天进行着。他们糊里糊涂过着似乎也很苦的生活,对待生死,都是那样地麻麻木木、浑浑噩噩,“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地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⑦。凡此种种乡民习俗和边地的生活样式,离不开童年生活的积累和童年经验所提供的素材,也使得萧红能够在抗战的洪流和时代喧嚣中,以她的女性视阈继续着国民性思考的主题,对边地民众生活的“历史惰性”作出反思,反思人对自然的依附“已然变本加厉地扩展为一种文明和文化,一种以人对自然的依附为前提,又以人对自然的依附为目的的、自觉的、至少是自律的文化”⑧,而这反思,因着萧红童心和诗心的熔铸,使得原本沉重和容易滞重的命题,同时兼具“但书中却有着像诗样美的辞章,以及扣人心弦的情节”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