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因其特殊的精神气质和文学态度而分属不同的季节。俊爽的抒情性作家属于春季，热烈的浪漫型作家属于夏季，多愁的感伤型作家属于秋季，峭厉的讽刺型作家属于冬季。然而，路遥却很难被简单归类。他有春天的温暖，有夏天的热烈，有秋天的感伤，也不乏冬天的冷峻。也就是说，他以春夏的季节性特点为主，间杂着秋的沉郁，另外，还有一个更深隐的层面，即冬的冷厉。这属于冬天的叙事和修辞，就是反讽(irony)。 弗莱认为irony“适用于全然现实主义的内容，又与作者含而不露的态度显得很协调①。事实上，所有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在叙事方式与修辞策略上，无妨风貌各异——既可“含而不露”，也可形诸颜色，但是，就其基本的精神姿态而言，都应该是反讽性的。毫无反讽精神的文学，既不是现实主义的，也不可能是伟大的。“反讽”就是“批判精神”的另一种表达。 作为一个以春夏为其主体类型的作家，路遥的叙事态度温暖而热情。他向不幸的人祝福，向高尚的人致敬。他赞美生活中的美好事物，鼓励那些陷入困顿的不幸者。这很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个错觉：路遥是一个轻飘飘的“励志型作家”，而他的作品则是甜腻腻的“心灵鸡汤”。换句话说，人们会觉得他缺乏批判的自觉和勇气，缺乏反讽的锋芒和力量。 然而，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路遥的叙事，固然温和而中正，但绝非四平八稳、温温吞吞的那种。也就是说，在路遥的小说叙事中，始终都有一个启蒙和批判的维度，始终都有一个反思和反讽的空间。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造成动荡和混乱、贫穷和愚昧的“极左”政治，指向农村的根深蒂固的保守意识，指向自私自利的生活态度和社会现象。他带着关切的焦虑，反思造成生活停滞和倒退的原因，寻求摆脱生存困境和道德困境的路径。 十几年前，我曾在一篇纪念路遥的文章中，批评他的写作是“宽容的同情多于无情的批判的写作”②。是的，尽管我们迫切需要鲁迅式的针砭，需要果戈理式的讽刺，需要马克·吐温式的戏谑，但是，路遥却无法为我们提供这样的叙事和修辞。因为，决绝的批判，无情的嘲笑，犀利的讽刺，既不符合他的个性，也不是他擅长的风格。就其天性来看，路遥的性格中有幽默的因子，但是，缺乏那种纯粹的批判倾向和凌厉的讽刺意识。他的反讽更多的是一种直接的经验性反应，而不是纯粹基于理性自觉的思想性反应。王安忆提供的一个细节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1990年初春，王安忆结束陕北之行回上海，在为她饯行的晚宴上，路遥“发火了”：“不知怎么说起某些前辈经历一生沉浮，到末了却还放不下名与利这两件东西，为他们深表遗憾。说到此时，桌上有一位朋友，指着路遥、莫伸和我这些所谓青年作家说道，你们先别说这些话，到时候你们也会变成这样，这是自然规律，谁也过不去。我和莫伸听了这话，虽有异议却还能保持沉着应对的态度，不料路遥却陡地站了起来，说道：不，你说的不对，人和人不一样！那位朋友却坚执不移，连声说：就是这样的！路遥再一次对他说：人和人不一样。可他不听路遥说，路遥便去扯他的袖子，一定要他听，他说：人和人不一样，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这怎么一样？那朋友就是不听路遥的，只是说：走着瞧吧！这一回路遥是真的动怒了，他恨不能立刻就证明自己，可是语言显得那么乏力。这是我唯一一次听路遥大声说话，我不能理解的是，这一句类似戏言的假设为什么会伤了路遥的心，他竟会如此激动，而他那句‘我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似乎有些辞不达意的辩白却叫我一直痛心着。”③ 路遥的这一通“发火”的话，无疑传达着丰富的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路遥小说叙事的内在成因和基本性质：对他来讲，苦难从来就不是“戏言”，所以，什么都可以拿来嘻嘻哈哈地调侃，但是，苦难，不能；同样，对他来讲，经历过“小时候没穿过裤子”的苦难，人和人就“不一样”，而由这“不一样”的人写出来的作品，也必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即使进入到写作领域，路遥也不会辜负自己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不会为了“名利”二字而出卖自己的苦难；因而，苦难既是他自己精神升华的力量之源，也是他展开反讽的激情之源和经验之源，——苦难而屈辱的生活经历，赋予他的写作以深沉的苦难意识和切实的批判意识，也赋予他以超越自卑和怨尤的理想主义精神和利他主义情怀。 当然，路遥的反讽不是“强性反讽”，而属于“弱性反讽”。在后一种反讽里，“作者的修辞目的更为隐蔽，不像强性反讽那样鲜明、强烈。这种反讽属于客观性的反讽，即作者通过对事象或人物行为和话语的相对客观的描写，来显示一种反讽性的意味。……它的反讽性意味是暧昧不彰的，需要经过反讽性阅读，才能被有效地识读出来”。④有必要指出的是，路遥的反讽却不总是客观性的，而多属主观性的，常常通过间接性的描写和议论性的话语表现出来；另外，他的反讽叙事也并不那么含混不清，闪烁其词，所以，解读起来也无须大费周章；他固然属于情感外向的抒情型作家，但是，却也有着很强的理性自制力，态度和缓，语调委婉，决不让自己的温情流于自怨自艾的多愁善感，也不让自己的不平凝结为坚硬而冰冷的恨世主义。 因为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委屈，路遥的内心深处，难免也有股子郁郁然不平之气，但他却善于将它凝聚为理性的意识，将它升华为一种感召的力量。他的反讽是一把温柔的剪刀，恰似二月的春风，并不那么尖利和猛烈，使人在吹面不寒的温暖中，感受到一种深沉的力量，看见了一种内敛的锋芒。 从“新时期”所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到后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再到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反思意识和反讽意向，是一以贯之的。著名诗人和作家晓雷在《男儿有泪——路遥与谷溪》一文中评价说：《惊心动魄的一幕》“是正面讨伐‘文化大革命’的长篇檄文，在当时的极左浪潮的思维定式中，振聋发聩”。⑤从《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路遥的写作就热切地应和着时代的启蒙精神，大都具有自觉的反思和反讽精神。 路遥的自觉意义上的小说写作，开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重要关头。只有锐意改革，生活才有未来和希望；只有站在“改革”的立场上，文学才是有使命感的文学。所以，路遥特别关心一个作家对待“改革”的态度。有时，他甚至担心那些生前背着沉重因袭的作家，如果活在改革开放时代，会不会继续执迷不悟地做“凡是派”。据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在实录柳青晚年生活的《九年日夜》中记载：“作家路遥就问过作协的老人：‘如果柳青活着，不知他是“改革派”还是“凡是派”？’”⑥作为坚定的“改革派”，路遥对“个人崇拜”的本质和后果，对“两个凡是”的荒谬，都有极为深刻的认识。他的那些影响很大的小说，既是对改革的热情呼唤，也是对“极左”政治的深刻反思。他的反讽叙事，有着丰富的时代内容和历史内涵，本质上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