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一九六一年版的《鲁迅诗稿》序的开头写道：“鲁迅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一般来讲，我不大认同郭老对鲁迅的看法，但愈读鲁迅的诗歌，就愈认同这句话。其实，我读鲁迅的其他作品，也一样觉得“每臻绝唱”。 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读中学的时候，因为偶尔翻了一下埃德加·斯诺的《大河彼岸》(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一书后面的参考书目，才知道鲁迅的名字，并觉得《阿Q正传》这个篇名很新奇：怎么会叫“阿Q”呢？不久我有幸从旧金山中国图书期刊书店邮购到鲁迅的英文短篇小说和杂文集。当时阅读的是杨宪益和他的妻子戴乃迭翻译，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高中一毕业，我就在匹兹堡大学修中文暑期班，很巧我的第一位汉语老师是台益坚先生——原来是鲁迅的学生台静农的长子！有一天我提了鲁迅的名字，他很惊讶，说他父亲认识鲁迅，他很小的时候，鲁迅到过他们家。有一次鲁迅不小心，把手中的热茶倒在他身上。我说：“我不相信！”没想到，他居然解开衬衫，说：“我还有一个疤。”我就连忙说：“不！老师不用脱！”因为当时美国俚语里讲“我不相信”，意思只不过是“可不是吗！”用来加强“太巧”的语气。 另外，我记得我曾经请教过他关于《狂人日记》里“吃人”的象征意义。我当时以为指的是帝国主义要瓜分中国。台先生笑了，说“不是。那是指中国社会里一些人”。但可惜他没有多说。我估计是由于当时美国还处于冷战状态，他觉得这个题目不大好在汉语课里讲。 后来，我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中国语文以及文化，在夏志清教授的指导下读中国新、旧文学。虽然他的《现代中国小说史》有一篇关于鲁迅，但在课堂上他极少讲鲁迅，只说“鲁迅是一个dilettante(大闲人)，天天到一家日本书店度尽午后的时光”。后来我自己看书才知道鲁迅到内山书店收取信件、会见客人，跟他的工作和身份有关。哥大毕业后我到台湾去深造两年。当时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戒严”时期，鲁迅以及大多数五四时代作家的著作(除了徐志摩与朱自清以外)被禁掉。不过我从香港带了一位“姜添”编的薄薄的书《鲁迅诗注析》(即江天的“红卫兵”版、内部发行的《鲁迅诗新解》的删节本，香港编辑删除了其中关于阶级斗争等内容)。我一首一首地慢慢读下去；注释不多，也仿佛互相矛盾，因而虽觉得鲁迅的诗很有意思。但我读完那本书，觉得有不少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挑战。 第二年我有幸拿到了美国国会东·西文化中心的奖学金，在夏威夷大学罗锦堂老师的指导下修中国文学硕士课程。我继续研究鲁迅的旧体诗，并将之作为论文题目，不过我当时也对受过鲁迅的影响的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的作品也很感兴趣。我后来到加州伯克利大学读完博士课程，在北京大学跟《野草》专家孙玉石进修，再以后，回到伯克利，在白之教授指导下写了一本关于清末民初的旧派诗人王闿运、樊增祥、易顺鼎、陈三立、陈衍以及郑孝胥的博士论文。这几位诗人的思想与诗作与鲁迅迥然不同，但他们之间也有共同点，例如，用旧体诗这个“古典形式”来表达现代意识。博士毕业以后，我多次修改原来用无韵译文翻译的鲁迅诗歌，出版了《诗人鲁迅：关于其旧体诗的研究》(The Lyrical Lu Xun：a Study of his Classical-style Verse，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包括题解、直译、押韵译文及详细的注释。很遗憾我当时没有亲自请教过在台湾的军政体制下生活了几十年的台静农。台教授在解放前的大陆已经坐过几次牢，再说鲁迅的朋友(也当过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寿裳在一九四八年被暗杀了，我听人说台先生平时不敢讲关于鲁迅的事情，我也担心给他带来麻烦。但过了些年，台湾快要解严的时候，我通过罗锦堂，请台先生为我这本书题写了书名。 虽然这些年来我的研究方向发生过多次变化，但是我对鲁迅作品的兴趣从未衰退，我一直热衷于探索他作品中未翻译成英文或者研究得比较少的部分，我因此从鲁迅的旧体诗走向他的早期文言论文。这些文章同他的旧体诗一样虽然是用古文写的，但在内容上却有明显的现代性倾向。我当初的另一个想法是鲁迅用旧体诗写作可能会更容易把他的个人怀抱通过旧形式和在中国文化受尊敬的古语文、典故等表达出来。在鲁迅的旧体诗中，我们看到一个无畏地批判军阀和后来的国民党白色恐怖政权的批评家，但是同时我们也能发现一位关心学生的好老师、爱孩子的家长、爱妻子的丈夫，一位人道主义者、爱国学者、同时也是有国际主义精神的、胸怀广阔的伟大诗人：他怀有悲悯和失落的情感，但从未对中国未来丧失信心。 关于我翻译与阐释鲁迅旧体诗的方法，读者可以参考我在美国《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学报上发表的几篇评论文章。其中有一些现在也可以在我的个人网站jonvonkowallis.com上看到。第一篇是《鲁迅的诗》(Poems of Lu Hsun，第3卷，第183-188页)；第二篇是《鲁迅的旧体诗》(Lu Xun's Classical Poetry，第13卷，第101-118页)；第三篇是《解读鲁迅》(Interpreting Lu Xun，第18卷，153-164页)；其中大部分已被翻译为中文，发表在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的《鲁迅研究月刊》上。例如，英文《中国文学》二○○二年第一期(第37-48页)上的《鲁迅的旧体诗》一文，中译文发表在《鲁迅研究月刊》二○○四年第四期(黄乔生译，改题为《鲁迅旧体诗注释与英译略述》。还有，《解读鲁迅》(Interpreting Lu Xun)的中译本题为《鲁迅：“释”与“译”》，评论的是顾彬的德文翻译。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关于翻译鲁迅诗歌的思考，也涉及自从一九四○年代以来诠释鲁迅旧体诗方面出现的若干问题。另外，我用中文写的一篇关于我在海外研究鲁迅的经历，发表在《上海鲁迅研究》(二○○七年春季号，第66-81页)。 最近我为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学报《中国文学研究前沿》(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编了一本关于鲁迅与章太炎的特号(二○一三年九月，第七卷，3号，第422-440页)，其中收录了我的一篇关于《摩罗诗力说》的英文翻译问题的文章。至于英语世界鲁迅研究动态我有两篇文章：一篇用中文发表的《鲁迅研究在英语世界：过去，当前，未来》，收入《鲁迅社会影响：调查报告》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二○一一，第257-276页)——可惜中文编辑把所有的英文书名都删掉了，因而减少了我那篇的参考价值。另外一篇是我最近用英文写的《我们心目中的鲁迅：后社会主义时期西方对鲁迅的重新评价》(Lu Xun on Our Minds：The Post-Socialist Reappraisal)刚发表于美国《亚洲研究》季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73卷，第3号(二○一四年八月，第1-7页)。在那篇文章里我讨论最近几年在西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突然兴起的“鲁迅热”。自从二○○九年以来有六本新书：周珊著《记忆、暴力、辫子：鲁迅对中国的解读》Memory,Violence，Queues：Lu Xun Interprets China(密歇根，安阿伯：亚洲研究协会，二○一二)；格洛丽娅·戴维斯著《鲁迅的革命：在一个充满暴力时代写作》Lu Xun's Revolution：Writing in a Time of Violence(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二○一三)；郑爱玲著《文学遗产：死亡、心灵创伤、以及鲁迅对哀悼的拒绝》Literary Remains：Death，Trauma and Lu Xun's Refusal to Mourn(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二○一三)；尼古拉斯·卡拉蒂斯著《中文散文诗：关于鲁迅〈野草〉的研究》The Chinese Prose Poem：A Study of Lu Xun's Wild Grass(Yecao)(纽约州：卡恩布里亚出版社，二○一四)；安德鲁·琼斯著《为促进成长的童话：进化论式的思想与现代中国文化》Developmental Fairy Tales：Evolutionary Thinking and Modern Chinese Culture(哈佛大学出版社，二○一一)；以及朱丽娅·洛韦尔翻译的《阿Q正传和其他中国故事》The Real Story of Ah 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伦敦：企鹅出版社，二○○九)。这在西方学术界是新奇的现象，因而谓之“鲁迅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