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15)04-0113-06 DOI：10.16207/j.cnki.1001-5957.2015.04.026 新启蒙运动在1980年代后期遭遇巨大挫折之后，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更是竞相质疑和抛弃启蒙立场，因此即使西方语境中的“启蒙的辩证法”前提条件——理性充分发达，主体性充分解放，从未在中国真正实现，[1]33否定和解构启蒙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国内也得到广泛传播。转型期启蒙思想遭到彻底质疑和解构，启蒙知识分子丧失了话语权威性和文化中心地位。虽然启蒙文学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依然在批评学界不断得到重申和提倡，文学的启蒙功能依然受到重视，但这恰从相反角度说明文学创作中的启蒙精神实际上已经非常匮乏，众多作家已经抛弃和背离了启蒙立场。而坚持启蒙认同的作家也感受到了世俗身份的强大牵制和自我限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欲望话语取代启蒙话语成为文学作品的主流话语。综观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小说，主人公的欲望诉求几乎淹没了启蒙诉求，个人对物质、权力和性的欲望严重膨胀，知识分子密集呈现出对各种世俗欲望的强烈认同和执着追求。小说的启蒙话语已经衰退或隐匿，它从文体层面到文化精神都对“启蒙辩证法”作了体认和揭示。与此不同，宗璞、张炜等作家的小说主要书写了具有理想人格的知识分子精英的追求和抗争，为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曲赞歌。相对于对知识分子的嘲讽批判，这类作品的社会反响虽然远不及前者，但是作为文学格局中的一种抗衡力量，代表了对理想知识分子的深情守望，同样值得珍视。转型期不同代际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不同知识分子形象，为我们理解启蒙冷寂阶段的知识分子及其启蒙认同提供了精神图景。 一、右派启蒙身份的剥夺与隐退 转型期知识分子小说的启蒙话语已经明显转变，新时期自觉认同启蒙身份的作家已经陷入对启蒙主体的质疑和失望之中。右派知识分子在新时期曾经以“文化英雄”的身份得到尊重和礼遇，代表着刚刚恢复了启蒙身份的知识分子反思历史、追求理想的潮流。王蒙、张贤亮、从维熙、古华、鲁彦周等小说中的右派多是忍辱负重、坚贞不屈、善良正直的光辉形象。然而，转型期右派形象已被“反右”运动的亲历者和非亲历者改写了。我们从转型期右派知识分子形象的嬗变即可窥见作家情感倾向和叙述姿态的变化，其中，启蒙话语随之延续或产生新变。 张贤亮小说中的“右派”对真理和自由的呼吁已经更迭为对幸福的渴求、对自我的寻找，右派启蒙知识分子的形象已经被他自己改写，小说的启蒙话语已被悄然重构。《习惯死亡》频繁变换的叙述视角，以及急切的近乎自恋和独白的倾诉语调，对他此前惯用的美化苦难、反思政治的叙事套路有所突破。由于故事的重心在展示右派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殇，加上主人公与张贤亮身份和经历的许多重合之处，小说实际上成为对右派作家的精神剖析和人性写真，是张贤亮对自己创作及其精神历程的反思和突围。与《唯物论者启示录》相比，其重要突破在于，张贤亮传达出对主人公既批判又辩护的矛盾态度，嘲讽、抛弃了自己昔日迎合政治的笔法，书写了失去政治认同的右派知识分子无法确认幸福、实现自我的心灵悲剧，揭示了他无所皈依的身份尴尬和困惑。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以及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这两部小说重现了右派悲怆而荒谬的生与死，不再掩饰右派知识分子为求生而相互告密、背叛、折磨、迫害的种种劣迹，及其人性中的懦弱贪生、奴性依附、自私自保，毫无抵抗力和凝聚力等弱点。在极端环境中，右派不仅是可怜的受害者，也是可鄙、可恨又可悲的悲剧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类形象的出现标志着从维熙和张贤亮对历史及人性的反思深度有较大拓展，实现了对旧作的解构和超越。 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对新时期小说中右派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作了更大的颠覆，而且与1980年代右派作家的启蒙话语构成了对话和反诘的关系。如论者所说“它直接处理的是‘新时期’的文学写作和文学生活”，对右派和知青两代作家“从现实中逃跑”和“游戏现实”都作了针砭和反思“不仅以其表现形态上的高度复杂化体现了时代的文学变迁，而且以其达到的意识层次宣告了‘新时期文学’的终结”[2]。王安忆延续着对右派知识分子的反思路径，不过她没有认同作家“叔叔”的受难者和启蒙者的身份，而是打破了“叔叔”身上“理想主义者”的光环，揭开右派知识分子人性中自私自利以及缺乏理性反思的一面。该小说“反映了作家对一个公共历史叙事的拆解过程”[3]343。与自辩自恋色彩不同，王安忆以旁观者的冷静把右派知识分子书写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主体，不但失去了启蒙者的精神权威，而且不再让主人公得到精神慰藉和自我救赎。王安忆彻底否定了主人公获得真正的“新生”及其自救的可能性，突显出他在屈辱历史、现实生活和自我想象中身份认同的断裂和悖论。 右派知识分子的故事在“改写”中于1990年代初期基本定型，之后，创作主体囿于既定的政治身份或者当下意识形态的规训，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已经很难再继续深入下去，叙述上也没有太大的突破。新世纪初，我们相继在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尤凤伟的《中国一九五七》、杨显惠的《夹边沟纪事》、刘继明的《江河湖》等小说中，发现作家作为右派历史的“非亲历者”，讲述出来的右派故事都很难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情节聚焦在他们的饥饿、疾病、死亡、惩罚和相互残杀上。这批作品虽然在最初发表时也能得到几声喝彩，但却陷入了这样一个接受怪圈：作品的深刻性在于其讲述历史的真实性，越是纪实性的，引起的社会反响越大。但是，反思右派小说所存在的种种困境，叙述的陈旧掩饰不住作家想象力的匮乏以及思想力的虚弱。作家诚然没有过于急迫的政治使命感，不用在小说中虚饰表态，可政治规训的无形束缚已经让作家习惯于“自我审查”，对历史的反思被限制在既定的轨道和深度上，难以实现更为理想的审美突破。启蒙是一个远未完成的现代性，文学和启蒙之间的张力再次显现出来，无论是启蒙理性的残缺不全，还是如王蒙的《季节》和《青狐》中叙述者理性话语的过于膨胀，小说审美形态和启蒙话语之间的和谐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右派知识分子的形象被改写和解构，似乎为这代人又增添了一重悲剧性。总体上看，他们的才华浪费在不断检讨忏悔和互相揭发批判中，轻信、怯弱、迂阔，对政治抱有幻想，未能摆脱精神基因中传统士者的依附人格，以至于在被剥夺了政治身份时，其启蒙身份也随之丧失。即使侥幸未成右派，身心同样在如履薄冰中扭曲萎缩。“世事漫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方方曾在《祖父在父亲心中》引用了李煜的这一句词，来强调父辈岁月蹉跎的悲凉和遗恨。方方还在《乌泥湖年谱》中让主人公多次吟诵讨论陶渊明和苏东坡的诗词，表达他们归隐独善的心态。然而，在没有民主和法制的时代里，迷信、奴性、愚昧和疯狂就有存活的文化土壤。知识分子作为理性和良知的担当者应该率先垂范，在话语和实践中公开地追求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等)，如果怯弱退却、不言不争，那么，关于历史和人性的荒诞派戏剧就不会谢幕。如前所述，刻画右派知识分子启蒙身份被剥夺或隐退之后的群像，讲述他们在政治高压、名利诱惑和欲望沉沦中的悲剧命运和精神痼疾，这是转型期知识分子小说坚持启蒙叙事的常规路径之一。另有一种是高扬知识分子的理想精神，展现知识分子对理想人格和启蒙身份的追求和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