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说家罗杰·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曾有一部短篇小说《此处有龙》。在一个群山之中的小国，国王和臣民始终与世隔绝。皇家绘图师吉伯林先生足不出国门，为图方便，按祖传伎俩在地图上所有未知的地方用花体字写下“此处有龙”。由于地图上国家被各色残暴的喷火巨龙团团围住，臣民们以为处处有龙，只能待在家里，小王国就在绘图师因为偷懒而划定的范围内运转。好在官僚体制成熟，臣民忙于案牍与吹牛，谁也未曾真的想要做出任何规矩之外的行动。一直到国王在女儿生日那天突发奇想需要焰火，委派第四参事前去搞一头“会喷焰火、中等体型的龙”来，皇家绘图师的把戏才被拆穿，世界的一部分真实地形才展现在人民面前。 我们不妨将这部讽刺短篇当作中国小说家创作危机的隐喻：每一个小说家都要面对生活的有限性，人人都有在稍微偷懒的时候变成“皇家绘图师”的危险。第一个方面，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局势下，中国社会正在快速发生多个层次的变化，个人相对于快速变化的环境变“小”了。第二个方面，文学与作家已经变得十分专业化，作协、期刊、学院提供了舒适、安定的生活环境，我们很难想象如赵树理那样先熟悉20世纪30年代中国华北财税制度实际运作方式，才写出《催粮差》这样的小短篇；或者如柳青在长安县皇甫村那般工作多年，才写就《创业史》；更不用说如同狄更斯、巴尔扎克、麦尔维尔、海明威那样，上天入地、转换多种身份，看到当代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第三个方面，资讯发达的时代快速带来对生活的覆盖，泛滥的学院话语和各色公知再插上一脚，这些叙事不断重复对世界的陈词滥调，历史和现实的褶皱被这把大熨斗烫平。情色反腐、征地拆迁、村干部霸道、城管执法不公、政治小道消息、土改暴力、“文革”秘闻，再加上心灵鸡汤、洒上几点“感动中国”的泪水……我们被包围在群山之中，而偷懒变得好容易：于是鹅毛笔一挥，此处有龙！ 生活的有限性已经构成了考验和挑战全体作家独立性、敏感性、技术性和意志力的大背景。这一点，对于文坛主力军之一的80后作家群体来说尤其紧迫。作家针对这一背景的抵抗方式各有不同，其欲望与姿态亦耐人寻味。我们不妨借用这一背景作为理解当下80后年轻作家创作的前提，对其创作路径给予逻辑上的说明。 一、出逃的企图 一般而言，80后作家的生活阅历相对狭窄同质化。“求学—上班—结婚—生子”是他们相对接近的轨迹。工作的单位大多是政府部门、部队、国企、外企，更多地在报刊、媒体和学院。或许在这些作家的经历中，“生活”就等于领导与同事之间的钩心斗角、飞短流长、经济压力、观念差异、职称考评、代际冲突等等。因此，在这批作家笔下往往出现了一种对被命名为“日常生活”的特定都市生活世界的拒绝。 比如文珍的短篇《银河》(《中国故事·虚构版》2014年第9期)。从早期的《第八日》《动物园》《色拉酱》到最近的《衣柜里来的人》《银河》，那个秩序、庸常、琐碎、市侩的世界里，总是飞翔着那些脆弱的精灵，她们要精致的生活、要对当下时间永恒之美的发现，但又不敢颓废放荡，甚至不敢口吐脏字，对这个世界所做的最大革命无非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银河》里处理的还是“向死而生”的问题。两位主要人物都在银行工作。银行(及其内包的金钱、规矩、市侩、虚伪、家长里短、流言飞语)是我们世界的象征秩序。两人都是生活中唯唯诺诺、毫不起眼的小角色，小城市或乡镇长大，父母也都能力平庸，个人资质中等，打卡、上班、“房奴”。剩女“我”与已婚的老黄发生了心灵感应，在人群中找到彼此——另一个不合格的“普通人”。可是为什么要做“普通人”？然而他们又成为不了魔鬼或者英雄，创造性也欠奉，连偷情亦被捉奸。而且，竟然可笑到私奔。幸好旅途本身还算风光旖旎。各种动听的地名与异文化纷至沓来，库尔勒、托克逊乡、轮台、龟兹博物馆、昭怙悝大寺、库车河，看千年的壁画、巴扎的风情，在沙漠中恐惧被抛弃，夜宿拜城，逃离丑陋的阿克苏，穿越民丰县、柯坪县、巴楚县、阿图什市、喀什来到帕米尔高原，抵达终点塔县。虽然看似过足了“生活在别处”的瘾，但现实生活的脚步实际早从后面追上他们的越野车。老黄的手机不断响起，他率先做了逃兵，不断悄悄和妻子张梅联系。大家心知肚明下面的故事无非是计划回程，飞速收拾生活的狼藉。两只大行李箱此刻变得无比的可笑。但“我”不愿回头，执意让这场爱情与私奔的英雄剧目终止在塔县——就终止在赛马会。盛大的场合，最适合做一场轰轰烈烈的葬礼。“我”应向奔腾的马蹄。 更进一步看，“爱情”其实不是故事的主角，而是故事借以对抗世界的工具。“我”与老黄与其是真心相爱，不如说是惺惺相惜。但这种同为弱者的命运与共的相依感，使老黄的退缩背叛变得更不可忍。“我”的死亡使得小说最后跳出爱情小说的限度。文珍世界的宽度和深度因此增强。 同样拒绝日常生活的还有蔡东。2014年《收获》第5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发表了她的《我们的塔希提》。麦思与春丽是发小，春丽打来电话，不堪忍受琐碎工作的她竟然鼓起勇气辞去公职，从留州到深圳去“写点东西”。撕裂感深深攥住了麦思，她完全能够体会春丽的痛苦，因为从研究所被调整到资料室的她早已深谙个中滋味。独自旅行、周五不坐班的时光、崇光百货大“血拼”、对精致生活器皿的挑选，这是麦思从密不透风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避难所——当然是暂时的。麦思的丈夫高羽同样“生活在别处”，让他从当下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的方法简单一些，一个永远对妻子上锁的抽屉，以及在足球经理游戏中所向披靡的“斯托克城队”。本来夫妻两人已经与不堪忍受的生活达成了平衡，春丽的介入就像一枚催化剂，用小说的话，是如同“一只浑身带电的深海生物”，让丈夫高羽萌生出逃的念头。反过来看，女主人公麦思始终都在贯彻一种更踏实和更少戏剧化的“行动”——她不像文珍笔下的人物那样“说走就走”，不过是因为她想得更透彻，早就看见前路茫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