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在一定程度上结束了“文革”以来独尊样板戏的时代，开始恢复到各种文学形式并存的相对正常的创作时期，小说作为“文革”开始后一度被边缘化的文艺形式也于此时得到官方的鼓励，开始摸索在新的历史时期合法的存在形式。是重归十七年文学，还是将十七年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经验适时与七十年代国家主题进行重组、勾兑，抑或全盘抵制以往的文学经验而生成新的文学成规？实际上，被认为“模式化”的“文革”小说并非一蹴而就，在历史转折点上，写作者乃至整个文艺界曾无所适从，如果说曲艺、诗歌可以被充分“大众化”“革命化”的话，小说受自身创作规律的限制其实很难被彻底“改造”。在“文革”小说的草创期，大众文艺(口头故事、民间曲艺、革命诗文、样板戏等)、十七年文学等资源都曾经被利用，小说甚至会以原材料并不匹配的“拼盘”形式被呈现。可以说，“文革”小说在七十年代初尚面目模糊，但它很快在自我尝试、被批判以及样板戏经验的强制渗入中形成了颇具时代特征的一套写法。 一、“文艺黑线回潮”与对小说的批判 1972年对外、对内政策都有所放宽，这种“松”的政策表现在文学上，主要是数部长篇小说出版，各省的省级文艺期刊纷纷创刊，地市县级期刊活跃起来，一部分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一些人获得了再度写作的权利。 对于准备创刊的文艺期刊来说，解决稿源问题是头等大事，通过征文从各地区、各单位的来稿中选出相对好的作品不失为良策，不过审阅大量的稿件，尤其从众多写作水平良莠不齐的业余作者的来稿中选出合适的作品，不单增加了工作负担，又没有质量上的保障，而鼓励和培训“归来”的老作者(“文革”前便发表作品的作者，包括活跃在新中国成立前或“十七年”的知名作家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参与到“新时代”的创作中，则既方便又可以保证质量。这些从下放的农村走入“新时代”的作者通过学习文艺政策、样板戏经验和实地体验生活，开始为“新时代”服务，连年迈的艾芜为了写小说都亲身到凉山彝族地区生活了一段时间。他们努力配合“新时代”的作品经过编辑部审阅大多得以刊发、出版，后来被批判的艾芜的小说《高高的山上》还被刊发在《四川文艺》的创刊号上。 同样在1974年遭到批判的小说《生命》《长长的谷通河》《牧笛》《除夕之夜》也都顺利地于1972年至1973年上半年分别被刊发，在发表的当年并未听到批评的声音。这些正反人物设置有问题或以情动人的小说在当时没有被点名批评，足见刚刚得到喘息的文艺界正处在平静的恢复期，即使没有完全采用“样板戏经验”的小说也尚可面世，或者说，七十年代小说必须严格遵从的那套写作理论在七十年代初还没有完全形成，写作者尚有发挥的空间。 在1972年、1973年，唯一引起争议的小说为吉林老作家侯树槐创作的《高山春水》，针对主人公知青英雄春花的塑造，有人称赞，有人提出了批评，由此展开应该如何塑造英雄人物和知识青年的话题。《吉林文艺》将这次争论定位为对作品的“自由讨论”，几组评论文章仅对应该“如何写”发言，并未涉及政治层面上的攻击，几期之后，《吉林文艺》声言讨论停止，此后再无对《高山春水》的评论文章被刊发。 种种迹象表明，林彪事件后，文艺界的确迎来了复苏期，好人好事型小说、无冲突小说、甚至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的小说都可以露面，“文艺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越出了江青给文艺划定的条条框框”①。不仅文艺情况让“四人帮”不满，重新走上岗位的老干部更使其紧张。从1973年下半年开始，“四人帮”开始了有计划的夺权行动，在政治上打击异己，在文艺上通过为样板戏歌功颂德和批判一批文艺作品，从而试图建立一套刻板的创作原则和方法，进而开辟所谓的“新时代的新文艺”。 1973年3月毛泽东决定恢复邓小平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邓小平重新走上政治舞台；12月，毛泽东又让邓小平参加中央军委工作，并任总参谋长。另一边，“四人帮”开始扩大自己的影响，全面介入文艺工作，展开文艺批判，并建立自己的“宣传站”。1973年5月，《朝霞》丛刊在上海创刊；9月15日《学习与批判》在上海创刊，由上海市委写作组严格控制，“创刊号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以后还发表了一系列‘批法批儒’中颇具影响的文章”②，此后“批孔”与“批林”相联系，一发不可收拾。同年7月，江青等人对湘剧舞台艺术片《园丁之歌》加以指责，上纲上线地认为该剧是“反攻倒算”之作，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③的黑作品。由这些可看出，江青等人在1973年的活动其实是1974年大批判的前奏，在这一年他们便开始有预谋地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喉舌，创办杂志、丛刊，组织为己所用的写作组，另一方面挑选“过界”作品，通过放大作品问题来攻击文艺界及领导层。 据辽宁文艺界的相关人员和敬信本人讲，早在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时辽宁省的某位领导便接到“四人帮”的指令，命其关注发表在沈阳市《工农兵文艺》上的短篇小说《生命》，认为小说反对了上海的“一月革命”。④该《工农兵文艺》属内部发行杂志，能引起上层的注意足见“四人帮”对搜罗“黑”小说非常用心。这位领导回到沈阳后，向《工农兵文艺》过问此文，“当时省文化局的负责同志提出：小说虽有一些问题，但发表在内部刊物上，影响不大，加之文艺创作的情况刚刚开始好转，还是不公开批判为好；可以在内部刊物上评论一下，以引起搞创作的同志注意，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正面提出探讨文学作品如何反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当时那个死党表示同意，并将任务落实给辽宁大学，要辽宁大学写文章在当时还未公开发行的《辽宁大学学报》上发表，内部开展评论”。⑤这样，辽宁大学奉命写作批评文章，并在《辽宁大学学报》1973年第3期上刊发了四篇。这四篇短论尚没有将《生命》与“黑线”、“回潮”联系在一起，讨论的基本是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安排上的错误，比如《老铁头并不“铁”——评小说〈生命〉的人物描写》一文认为小说只是在塑造英雄人物上“不成功”⑥，也就是说批评者依然认为老铁头作为英雄人物来写是没问题的，只是写得不好，这种观点与1974年认为老铁头是反面人物，走的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道路”的看法完全不同。到1974年1月，“四人帮”授意《光明日报》转载《辽宁大学学报》的四篇文章，并亲自操控《编者按》，批判《生命》的用心完全暴露出来。对发动批判的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篇写得“有问题”的小说，而是其达成政治目的的一颗棋子。2月，《辽宁文艺》设置了批评《生命》的专题，《编者按》一改《辽宁大学学报》的温和，明确将《生命》定性为“歪曲一月革命风暴夺权斗争，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坏作品”，并称：“《生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当前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思潮的反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表现。”⑦此后，全国性的对《生命》的批判大肆展开，除了辽宁本地的报纸、杂志，黑龙江、上海、北京、山东、广东等地的重要报刊也刊发了批判《生命》的文章。这就不再是于文学语境中来讨论小说，而是肆意进行政治判罪和人身攻击了。而七十年代被批判的其他四篇小说因为没有像《生命》这样早早被高层选中、在1973年便经过有计划的铺陈，也因为所犯“错误”与《生命》不同，基本是写法上的错误，而非将正反人物设计错位，没有像《生命》这样“刮起一场十级台风”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