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旧题材，只是因为我对旧社会的生活比较熟悉，对我旧时邻里有较真切的了解和较深的感情。我也愿意写写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但我以为小说是回忆。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这样才能形成小说。② ……记忆具有场所的选择性：它们的自然习性就是寻求特殊的地点。为何会有这种天性？部分原因是场所能够为种种记忆提供便捷的连结点；另一原因是场所能够促生各类情境，使回忆可在情境中进行自我调配。或者更准确地说，场所是为了记忆的内容而凝结的情境；而它们本身用来定位我们的记忆。③ 198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汪曾祺曾暗自回忆思忖：“是谁规定过，解放前的生活不能反映呢？……旧社会的悲哀和苦趣，以及旧社会也不是没有的欢乐，不能给今天的人一点什么吗？”④同年八月，他开始写《受戒》，一则描写解放前江苏农村所发生的小和尚剃度与初恋的故事。汪曾祺自述他被另一次“百花齐放的气候”所感召⑤，在长达三十多年的中断之后重返小说写作。抗日战争期间，汪曾祺师从沈从文先生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学习，之后他于1947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接踵而至的毛泽东时代，汪曾祺三十年间却只发表了三部短篇小说。他在反右运动中被贴上右派标签、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谴责声讨，这使他停止创作小说并将自己的创造力集中于样板戏的写作。由于那些样板戏作品隐含着他与“四人帮”之间的关联，汪曾祺1980年重新开始创作小说时依旧跟当局之间存有潜在的问题。然而在后毛泽东时代，随着邓小平所推行的政治与社会改革不断深入，他的境况得以改善。汪曾祺回忆这段岁月时，将其喻为吹遍全中国的一缕和煦清风。⑥ 汪曾祺最初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找到哪家杂志愿意刊登《受戒》。不同于毛泽东时代出版的文学作品普遍都是谴责中国“封建”社会的罪恶，汪曾祺的故事所勾勒的是1949年以前美好而怀旧的生活写照。在其散文《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中，汪曾祺描述了当他告诉友人们自己想写故事的计划之后众人的反应： 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我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创作应该有这种感情需要。⑦ 《受戒》的与众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从正面的角度描绘前毛泽东时代，还在于对佛教寺院生活的刻画，这并非毛泽东时代的通俗作品会涉及的常见题材。这则故事也不是旨在传播某种宗教寓意。恰恰相反，它将僧侣们描绘成喜欢打牌、赌博和浪漫女性的普通人，虽然也显示出他们受过良好培养、擅长诵经与举行宗教仪式。尽管如此，汪曾祺描摹佛教文化的决定，反映出了一种在后毛泽东时代被视为可接受的拓展题材的努力，以及一种不甘把政治置于小说中心的倾向。他因此表达出面对政治控制的反抗情绪，这类情绪在其1984年的一幅和尚自画像中同样可见一斑。 此外，汪曾祺的小说反映出一种寻找中国当代文学新方向的尝试。自从毛泽东时代终结、邓小平上台之后，政府当局允许、甚至鼓励“伤痕文学”的出版，这一文学题材呈现的是种种关于“文革”苦难的悲情故事。但是，汪曾祺表达出对于聚焦往昔悲伤的不情愿，例如他在《桥边小说三篇后记》中论证小说应该力求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⑧。 与汪曾祺及其友人们的怀疑态度背道而驰的是，《受戒》在杂志社编辑李清泉推翻其他编辑对发表该文的反对意见之后，便登载于《北京文学》同年十月号刊。尽管被某些评论家指责为“缺乏教育意义”和“太过脱离现实生活”⑨，总体上这篇小说还是颇受好评。它同样也受到读者们的热烈追捧，次年经由民众投票荣获《北京文学》年度奖。此外，《受戒》随后在香港和台湾再版时，被不少评论家列为过去百年内百篇最佳小说之一。《受戒》曾两次被译成英文，第一次是1990年胡志挥题为《一位年轻和尚的爱情故事》的译本⑩，另一次是1995年方志华的译本《受戒》。(11) 看完这篇小说以后，许多知识分子对于能够深情地阅读和回想中国传统的过去表达出欣喜与自由之感(12)。例如，梁清濂在《北京日报》发表的《这样的小说需要吗？——读短篇小说〈受戒〉有感》一文中，提及阅读这部不以政治主题为中心的小说时的激动之情： 因为这篇小说实在太特别。它没有写政治，没有革命，只写了解放前的一个和尚庙里的生活。它距离建国以来的文学正统较远。这样的作品见诸公开的刊物，好象还是第一次。但，读了这篇小说，人们都说好……作者以他丰厚的生活，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欢乐的世界，美好的世界，允许发展人性的艺术的世界。对于我们这些多年来，一切都离不开呆板的条条框框的人，见到这样的世界，不能不说是感到一股清风，不能不引起一种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美的快感。(13) 与梁清濂一样，青年作家们都用惊奇和兴奋来评价汪曾祺，“小说竟可以用这种方式写！”(14) 汪曾祺写完《受戒》以后，开始创作《大淖纪事》，故事背景设置于其故乡江苏高邮的一个湖畔。凭借这篇小说，他荣获了1981年的《北京文学》奖以及该年度最佳短篇小说奖。根据其子汪朗的回忆，汪曾祺仿佛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之路(15)。随后的二十年间，他继续创作了一百多篇小说和二百多篇散文，主要涉及自己1949年前与故乡高邮以及“第二故乡”即战时的云南昆明相关联的经历。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包括《故乡人》(1981)、《昆明的雨》(1985)、《昆明的果品》(1985)、《昆明的花》(1985)、《故人往事》(1985)和《翠湖心影》(1984)。这些作品同样广受读者青睐，并屡次转载收录于汪曾祺的作品合集，例如《云烟渺渺——汪曾祺与云南》(2000)、《五味：汪曾祺谈吃32篇》(2005)。并且，除了这些小说与散文以外，汪曾祺还创作了许多追忆昆明与高邮地方文化的绘画作品，并加以题词，例如《昆明炭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