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国际阶级，即所谓“无产阶级无祖国”。无产阶级有着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价值诉求，它追求在世界范围内解决阶级问题和民族问题，所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联合起来”①。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1930年代，“世界”和“全人类”的思想，一直是中国左翼所信奉重要价值维度。陈独秀在给《新青年》的题词中写道：“我们的任务——世界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之时就奉行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ism)国际主义；并以自己是国际政党(共产国际)为荣，强调自己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种世界革命的情怀，可以追溯到五四知识界流行的世界主义思潮。当时最流行的口号之一是“改造中国与世界”。青年毛泽东在与新民学会的通信中写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以我的接洽与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的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②有学者认为：“从政治革命转向社会革命，意味着从国内革命转向世界革命。世界革命并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世界资产阶级。早期中共党人蔡和森即认为，社会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革命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中国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外国资本家早已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主人，中国的资本阶级就是国际的资本阶级，中国的阶级战争，就是国际的阶级战争。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这样一种世界革命逻辑，与中国救亡图存的目标正相吻合，故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诉求。无论是‘前五四’的思想启蒙，还是‘后五四’的社会革命，均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系谱中的一环。”③在革命文学家蒋光慈的叙述中，他的革命者在对敌人进行复仇的时候，也想到全人类：“对于一二恶徒的怜悯，就是对于全人类的背叛”；菊芬本来家世富庶，她“为着被压迫的人们，为着全人类”④。 中国左翼利用阶级性，向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吁求价值支援，并把自己作为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能够在李大钊等人热情洋溢的政论文章中，感受到世界主义的热情。这种世界主义的价值虽然不是普遍的人性论，但是从阶级的层面，获得了一个普世性。这种普世性，非常类似于某一特定宗教的普世性价值观。它摒弃了国家、民族的界限，它以跨国家、跨民族的特点为族群界定的对象。它虽不普适于所有人群，但是，其跨国家民族的特性，仍然可以称为一种有限的普世性。在政治领域中，这种普世性的世界主义比较明显，如中共的“保卫苏联”的口号。而中国左翼文学创作中的世界主义价值观，虽然不多，但是还是时有体现的。如胡也频的小说《到莫斯科去》就体现了这样的价值观。中国左翼作家后来经常引述捷克作家伏契克在其《论英雄与英雄主义》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是这种价值观的体现，伏契克说：“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⑤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它虽然是一种普世性理论，但也考虑到了基本的民族问题。因为民族界限是现实的，而国家界限也是如此。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注意到的：“马克思在他那篇令人难忘的对1848年革命的阐述中，竟然没有说明那个关键性的词语的意义：‘当然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必须先处理和它自己(Its own)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关系。’”⑥安德森进一步问道：“我们又怎样解释‘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 bourgoisie)这个词被用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却没有认真地从理论上使‘民族’这个形容词的相关性合理化。如果以生产关系来界定，资产阶级明明是个世界性的阶级。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这个词在理论上是重要的。”⑦显然，马克思注意到了阶级的民族性问题。但是，1920年代前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直把无产阶级作为一个世界阶级看待，也一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超民族的价值观。就中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文学”来说，尽管它一开始就高举着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因为它兴起于“五卅”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人运动，但是，在革命和“革命文学”的价值理念中，民族主义却是位居其次的，因为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世界范围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普罗革命文学”(尤其在理论上)所奉行的也是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价值观。 但是1930年代中后期，由于日本侵略危险的日益迫近，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这不但促使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不能不将民族主义价值观念整合进入自己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也促使中国的普罗文学首先从理论上将民族主义整合进入自己的阶级价值观念。这整合的节点，应该是“国防文学”的论争。 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文学史上，1936年春夏之交曾发生过“国防文学”论争，过去经常将其称为“两个口号”的论争，即周扬等人提出的“国防文学”与鲁迅、冯雪峰等人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间的论争。“国防政府”和“国防文学”的口号，是由周扬等人在中国国内率先提出的。在1936年春天“左联”解散以后，针对“国防文学”口号，当时发表意见的不仅仅只有鲁迅等人，还有中国托洛茨基派和中国国民党人，只不过他们没有提出针锋相对的口号而已。在这场论争中，鲁迅等人，中国托派和国民党人，所发表的言论大都针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因此，称之为“国防文学”论争是比较合适的。之所以被称为“两个口号”之争，其实是由鲁迅的特殊的文学史和政治史的地位造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