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如何界定文学的“起源”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范畴中，界定文学的起源是十分棘手的任务。倘若没有文化政治上的自觉，对于“起源”的界定将陷入文学概论式的讨论与缺乏内在问题意识的资料堆积。相反，如果体认到“起源”一定指向着对于某种“新文学”的命名，而所谓的“新”必然牵扯到对于文学、对于时代、对于人性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方式又总是契合于这一种或那一种历史趋势，这种历史趋势背后对应着不同的群体在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调整，那么对于“起源”的讨论，首先应该是对于宰制“起源”的“知识型”的讨论。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怎样的认识装置，确定了在历史的哪个点上——往往是某个历史事件或某部作品——一种“新文学”诞生了。 在文学场域貌似平静、乏味实则充满着隐形的文化政治冲突的今天，对于“起源”的界定，一定程度上是最有斗争性的也是最有生产性的学术工作。在现代文学领域，近年来对于“起源”的重新讨论，比如“五四”向“晚清”的移动、“五四”向“民国”的移动，联系着迥然不同的对于何谓现代文学的阐释。而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与“现代国家想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作为民族国家文学的现代文学的讨论，指向着对于何谓“现代”的理解，关联着现代性内部诸种可能性的分歧冲突。 对于当代文学领域而言，由于“当代”背后一体化的政治性，对于当代文学起源性的讨论，更多的是一种文学谱系上的追溯，比如追溯到延安文学或者30年代的左翼文学。然而对于“起源”真正有力量的讨论，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多种异质性的文化力量的冲突博弈，只有在这种张力中，才能更为有效地识别“起源”所牵动的历史叙事的文化政治内涵。故而，当代文学“起源”的讨论，不如对于当代文学“转折”的讨论引人注目，正在于“转折”所处理的文化冲突更为复杂与丰富。 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讨论，是当代文学领域的一个关键点所在——或者说，“当代文学”发展到“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讨论变得重新可能。当代文学走到“文革”的终结，已然几乎耗尽了一体化的能量，在历史的转轨时刻，多种异质性的文学兴起，描绘着不同的历史图景与人性想象，指向着新的历史道路。“新时期文学”和所有“新文学”的兴起相似，既要处理与以往的文学传统的关系，又要开启新的文学想象，同时由于新时期文学前后关联的“两个三十年”巨大的历史落差，这种内部的辩证关系尤为复杂。 当然，作为残缺的“新文学”，“新时期文学”不像“五四文学”一样在“形式”(语言与结构)与“内容”(题材与思想)两个方面同时展现出新的特点，“新时期文学”在形式革新上，如果不考虑内部异质性的现代派文学的话，基本上没有推进。和“十七年文学”乃至于“文革文学”相似，“新时期文学”在基本的叙述形式上，依然臣服于一种巨型的全知叙述，叙述人在叙述权力上明显高于文本中的人物，可以自由进入人物的内心，控制人物的行为，主导人物的思想。其深层的原因，在于新时期文学依然受到“文学/政治”二元等级结构的影响，尽管“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废去不提，但在深层结构上，新时期文学依然紧密地被新时期政治所宰制，文学作为小叙述始终服务于政治的大叙述。 也正是在“形式”的意义上，在80年代乃至于在今天，都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文学”是无效的概念，是以往的文学程式苟延残喘，真正有意义的“起源”始于1985，开启于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新小说”。笔者重视侧重于“形式”以及从“形式”视角出发的“审美”与“人性”，但不同意单纯以“形式”定文学的新旧。倘或将新时期文学悬置，仅仅以1985作为“新文学”的起源，这不是历史化的讨论起源，而是预设了“文学/非文学”的二元对立，以“形式”为立场，将自身的文学观转化为真理形式，并以此为“文学性”的标准，构建一种反历史的文学史。所谓文学，在这个尺度上变成了杰作的集合，星星之火般在20世纪的艰难时世里时隐时现。这种认知框架显得窄化，压抑了文学研究的历史能量。我们不必羡慕社会各领域完成分离、高度自洽的现代社会，在我们这种“不成熟”的历史空间之中，文学之“不纯”，意味着可能性没有完结，在负面上我们的文学连一个合格的仿品都不是，在正面上我们的文学(不止于文学)不安于做一个仿品。对于人文研究而言，还有什么像可能性没有终结更有吸引力呢？这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不是故纸堆的翻检，而依然有力量介入到历史之中。 今天对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讨论，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打破当代文学研究的坚冰，以一条贯穿性的历史逻辑，串联起1976到今天的文学史。不是从1985年以后的“纯文学”反顾新时期文学，而是从新时期文学开始，重新贯穿1985年之后的文学。我们的文学史在今天几乎无力进入90年代，勉强进入的话，所呈现的也只是文学现象的时间展示，这种展示又带有撰写者很大的随意性，背后的历史逻辑十分模糊。“新时期”真的已经完结了么，我们已经处在丧失总体性的历史真空中么？ 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只要我们正视现实，那些困扰20世纪中国的历史问题依然在场，甚至于更为尖锐，只是我们几乎丧失了从文学出发把握这些问题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承认，任何对于“起源”的讨论势必携带着鲜明的“当下性”。如果我们同意柄谷行人对于日本现代文学起源的分析，“现代文学就是要在打破旧思想的同时以新的观念来观察事物”①，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作为改革时代三十年的起点，界定“新时期文学”的“新观念”是什么？这种“新观念”又是如何落实在新时期文学中，转化为一套富于感染力的历史叙述，塑造着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对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追问，关键的问题所在，就是通过文学勘察这一“新观念”的历史印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