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5)04-0001-07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4.001 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说：“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①。——这话并不一定万无一失，但是对于他在《革命的年代》一书中所论述的对象来说，却还颇有意味。这种意味不仅表现在1789年至1848年的欧洲，甚至也表现在近代中国。 在中国近代以来“天下至变”的历史语境中，“革命”是最激动人心的话语和事件，其不仅是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巨变最重要的催化剂和推动力，而且也是其巅峰时刻的表达和呈现。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革命”饱尝了社会艰辛和思想颠簸，惧怕、仇恨、怀疑、打压、避之不及者有之，呼唤之、宣传之、实践之、为其献身者更是前仆后继。可以说，“革命”不仅是一种话语、一种思想和精神，一种潮流和传统，而且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纠结和心理情结，至今还萦绕、纠缠在中国社会和文化进程中。因此，对其进行深入反思和探究，不仅对于理解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而且对于解开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文化奥秘，都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它是打开中国近代以来“天下至变”玄机的一把钥匙。 在这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复活、文化新生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语境。作为一种极具诱惑和煽动力的话语，“革命”不仅是中国20世纪最具概括性的观念，也是最具有跨文化和全球化的社会现象。也就是说，20世纪不仅是“革命”的世纪，而且只有在跨文化和全球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在不同区域、文化和领域中“革命”的真实内涵。 一、前世：“天下至变”的历史符号 尽管到了20世纪，中国革命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才真正到来，显然，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化是其最鲜明的标志之一；但是，其漫长的准备和酝酿过程同样惊心动魄，因为在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历史的序幕很早就已经拉开——这就是“革命”在一种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重新复活、重生和转型的过程。 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和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先锋队和预言家，最先表演了“革命”先导的角色。由此来说，要勾勒和了解这场历史大裂变，就不能不追索和探讨“文化革命”和“革命文学”的发生、传播、演变和转型，不能不在历史和文化的细节中发现最终撬动社会革命的蛛丝马迹。 显然，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革命”并非一个陌生的话语，它都曾有过自己不同凡响的历史遭遇和境遇。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话语和理念的发生，只有近代之后，才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在人类历史演进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终成为撬动社会巨变最重要的历史杠杆，导致了中国社会“天下至变”状态的实现。也许正因为如此，“革命”不仅是近代社会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和现象，而且也成为人们认识和建构历史的不可忽略的环节和内容——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于“革命”的迷信和滥用，造成了在精神思想方面的错觉与误读。 在中国，“革命”也有相类似的境遇与命运，只不过显得更加复杂和独特而已——这不仅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所致，而且来自于一种从未有过的跨文化交流的情势，来自于一种全球化的历史背景。 其实，走近话语乃至语言世界就会发现，如同人类社会一样，这是一个等级、阶层、贵贱荣辱分明的世界，不仅有自己的规则和秩序，更有自己不断变换的权力范畴和层次，不仅有适宜于高雅文化和世俗文化的不同等级，还有“上半身”和“下半身”的不同禁忌和忌讳。正如上面所言，在人类历史上，词汇和话语也是有等级和次序的，其在一定意识形态框架和规范中，呈现出自己的尊荣卑贱及其在社会文化中的“出场率”。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哲学对立中，并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消除这种对立首先就是在某个选定的时刻颠倒那个等级关系”②。但是，在“革命”的文化渊源和结构中，已经呈现出这种“颠倒”，处于底层和下层的文化力量颠覆了既定的、神圣的、不可怀疑、不可更改的权力和命运。而这种等级和权力的划分，不仅取决于所表现的事物和对象本体，还取决于接受和容纳它们的语境。例如，“鸡”古文字中原本是一个优雅、漂亮的符号，但是当它被供奉在庙堂或者深处豪门之中，就成了“鳳”，但是放在野外，与一般鸟儿在野外生活，就成了“鶏”，于是就有了大家闺秀与卖春妓女的区别。③上千年来，包括大仲马、老舍、沈从文等在内的艺术家、作家，都企图为后者“翻案”，消除这种人类文化与生俱来的、渗透在人类日常语言和意识中的不平等现象，在今天看来仍然任重道远。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这种努力并非一无所成，它不仅促进人类文化生态向更加公正、民主、自由和和谐方向发展，而且使语言和话语的变迁充满活力。同所有人类精神文化现象一样，语言及其话语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单纯的物理和物质形态，而是充满人类生命的悲欢离合和生老病死，有温度，有等级、有界别，有自己独特的血缘身世、社会关系和文化命运。这种生命色彩和标志，或许可以成为其文化基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日后在历史流变中的沉浮隐现及其功能和作用。就此来说，在历史变迁中，有的词语和话语注定是短命的，会在大浪淘沙中衰老和死亡，有的则历久弥新，不断在历史更新中获得再生和复兴的机遇；有的词语和话语很可能只能长期在亚文化和俗文学中生存和活跃，尽管生命力源远流长，但是却很难进入公共文化场域和大雅之堂，这似乎犹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洗脸盆”和“洗脚盆”，它们在人类身体“上半身”和“下半身”的等级划分中，永远有自己特定的位置。这种语言和话语的等级和序列，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机制和体制的缩影，犹如人的社会阶别和阶级一样，拥有和享受文化和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不同待遇——这或许就是历代文化人极其重视语言文化的经典化和标准化的根本原因。他们实际上在确立和巩固一种文化权力关系，并使自己取得毋庸置疑的决定权和享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