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4-0044-09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05 自1908年问学于章太炎后，钱玄同就成了一个头脑“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的复古分子，不仅主张推翻清政府以恢复汉族的文物制度，而且还认为应越过明朝和汉唐，“复于三代”。[1](P.113)他狂热地践行复古的主张，用小篆书写，行古代礼制，民初在浙江教育司供职时，还设计制作了一套深衣玄冠，穿戴着上班。[1](P.117)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刚一发表，他却出乎意料地迅速响应，致书陈独秀，力挺文艺改良之议，并痛斥“选学”为妖孽，“桐城”是谬种。[2](P.1)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钱玄同的反戈一击让陈独秀和胡适喜出望外。陈独秀恭维他：“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3](P.296)尚在北美留学的胡适更是感到“受宠若惊”。[4](P.311)钱玄同从此变得十分活跃，不断在《新青年》“通信”栏发表长信，攻击包括古文、旧戏、儒道释乃至汉字在内的一切国粹，言辞之激烈令人侧目，他也藉此一跃成为《新青年》同人中举足轻重的人物。① 钱玄同何以会从狂热的国粹主义转到全盘反传统的立场上？钱玄同自述是因受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刺激：“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5](P.281)②对这种说法很多人都深信不疑。周作人晚年谈到钱玄同，也认为是“民国初年的政教反动的空气”促使其转向了反复古。1915年的洪宪帝制和1917年的张勋复辟，“这两件事情的轰击”，使得“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6](P.93)但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率百官祭孔，意在为复辟帝制预演。钱玄同对此意兴甚浓，不仅索取了一本祭祀冠服图，还在日记中称“所定斟酌古今，虽未尽善，而较之用欧洲大礼服而犹愈乎！”[7](P.275)对袁氏遵行古礼似不无赞赏之意。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劝进正式登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令人意外的是钱玄同日记中并无关于此事的记载。1916年元旦那天，钱玄同在马幼渔处见到官报，“乃知自今日始改称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是民国历数尽于昨日。”下午他照常游玩中央公园并参观古物陈列所，晚上点阅廖平的《群经凡例》。[7](P.282)当天的日记语气平静，看不出他有多么愤怒。此后三天的日记均是读经论古，无一字提及袁氏称帝。1月5日日记中他又重弹用孔子纪年的老调，嘲笑“光复之后，浅人皆用民国前几年……至今则民国已成前代，吾不知彼等又将创为何种纪年？将曰帝国前几年乎？则自黄帝以迄清宣统四千余年中间，惟周称王，余悉帝国也。将称洪宪前几年乎？则洪宪之名，正如明之洪武，清之顺治，及日本之明治……”[7](PP.283-284)言语中既无亡民国的哀痛，亦无对袁氏倒行逆施的愤怒。 读他当时的日记，你的确感受不到袁氏复辟给他的刺激有多么强烈。印象更深的倒是他因个人生活不顺而不断发出的怨叹。1913年9月，他就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本想等来年秋天“收入稍丰”，接家眷来京，“不料为忌者排挤”，“所入不及百金”。同门马幼渔遂将自己的中学课程相让，但这样钱玄同每周的课时量就达到了19小时。[7](P.273)1915年后，他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课时量更增加到每周27小时。[7](P.299)几乎每天都要上四五个小时的课，自然是劳顿不堪，他日记中便常有“甚惫”或“惫甚”的感叹。更不幸的是，家眷北来之后，病患不断，大人、孩子均先后染上白喉、猩红热等时疫，四子秉东夭折。在1917年1月8日日记中，他哀叹：“三月以来，心绪恶劣，至今尤不许我开展，且我自身亦难保此后竟不传染，思至此，愈觉闷闷不乐。”[7](P.300)没过几天，他家中又发生煤气中毒，“家中上下，人人患病”，三子秉弘和一女仆“人事不知，几濒于死”。[7](P.301)阖家诸般不顺，他心绪之恶劣可想而知。在1917年1月的日记中，他不断说些“人极无憀”(1月1日、23日、25日)或“余极无聊”(1月11日)之类的话，甚至对于平时所喜爱的逛厂甸这等乐事也“殊无兴趣”。[7](P.305)在1月13日的日记中他更声称“入都三年，心绪恶劣者三年”。[7](P.301)然而，正是在他最感侘傺无憀的时候，他却突然爆发了，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火力十足的第一篇“通信”。因为生活不顺利而淤积的愤懑和怨怼，似乎全都借此得到了宣泄。 转宗今文经学 钱玄同激烈地反传统当然不可能只是为了消个人胸中块垒，态度的转变必定有着内在的思想动因。读他1914年后的日记，不难发现其间的草蛇灰线。 1914年2月，钱玄同尊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以札问安”，自称“弟子”。[8](P.134)崔适的《春秋复始》、廖平的《群经凡例》等今文经学家的著作从此成为他日常研读的案头书。章太炎专宗古文，钱玄同却“‘背师’而宗今文家言”[9](P.225)，其间暗含着什么消息呢？今文经学尊今抑古，探求先圣之微言大义，强调要经世致用，至廖平、康有为辈出，遂有孔子托古改制之说，这对于长期受经义束缚的中国读书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思想解放。今文经学家通过考据辨伪疑古的手段，对钱玄同震动极大，他自此笃信古文经乃为刘歆伪造。连千百年来士人奉若神明的古文经也因有作伪迹象而变得不可信，那“史”、“子”、“集”中的书就更不可信了。既然传统典籍皆不足征信，那么载于典册的古代思想和礼法当然也都不足信了。“古”已不真，还怎么复古呢？今文经学的辨伪之学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钱玄同复古思想的根基。1917年后，钱玄同思想更趋激进，不仅视一切古文经为伪造，还进而“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9](P.225)。此时适逢《新青年》举起反传统的旗帜，风云际会，他也便因疑古而转向了激烈的反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