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里，没有福克纳、马尔克斯等西方作家的阅读书目，就没有莫言。纯粹从他的小说观念、结构方法和地域性等来看，这种观点当然没错。但他毕竟是一个有三十多年创作史的著名作家，如果仍按其早期创作谈去分析他复杂老练而多元的小说世界，就无疑把莫言看小了。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他直接和间接地谈文学阅读的文章就有几十篇之多。这让人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史的延长，都会迫使研究者在延长性的视野中去重读过去熟视无睹、而对莫言创作道路来说却非常重要，尤其是对观察这三十年文学也许非常值得的诸多文献材料。这种工作，是力图超出固定在评价史中的莫言的“小阅读史”，修复和再现他的“大阅读史”。一定意义上，它不单对重新观察莫言，即使是对重新解读与莫言同时代的其他小说家都是必要的。 2001年，在与王尧教授的一次谈话中，莫言坦承：“我二十岁以前就读了这些书，基本上是‘红色经典’，再就是那几部古典的经典。外国文学，除了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外，再就是在我大哥的《文学》课本上读了上边所说的那几篇。”①莫言提到的红色经典是《苦菜花》《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红旗插上大门岛》《吕梁英雄传》《红日》《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红岩》《保卫延安》《红旗谱》《踏平东海万顷浪》《三家巷》，以及《文学》课本上茅盾的《林家铺子》、郭沫若的《屈原》、老舍的《骆驼祥子》、普希金的诗和安徒生童话，古典文学则是《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等。 莫言在《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中说：“一九五六年春(据父母说我是一九五五年生，待查)，我出生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三份子村。”因家乡偏僻贫困，“我出生的房子又矮又破，四处漏风，上边漏雨，墙壁和房笆被多年的炊烟熏得漆黑。”②家里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叔叔、婶婶、哥哥、姐姐等等，老小十几口，是村里人口最多的家庭。父亲是大队干部，为人严肃方正。大哥考上上海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后当中学教师。莫言小学五年级失学，在家放羊，曾在桥梁工地做小工。文学作品在村里被称为“闲书”，读闲书在人们心目中被认为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所以，父亲对莫言读闲书很反感。后来听老师说看“闲书”可提高作文水平，才略微放松管制。对少年莫言来说，没书读苦恼，有书却不让读更为苦恼。1996年，他在《童年读书》一文中回忆：“怕我因看‘闲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我看‘闲书’就只能像地下党搞秘密活动一样。”一次“借到《青春之歌》时已是下午，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草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读完了。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从草垛后晕头涨脑地钻出来，已是红日西沉。我听到羊在圈里狂叫，饿的。我心里忐忑不安，等待着一顿痛骂或是痛打”③。他二哥也是书迷，大他五岁，借书路子广。二哥看书时，莫言就站在后面，伸长脖子飞速地看。二哥有时会把书藏起来不让他看，他就乘哥哥不在时偷出来读。一次，莫言从同学那里好不容易借到了《三家巷》，结果被二哥抢走先看，他打不过二哥，追也追不上。 少年多难，但书和文学梦无疑向莫言敞开了外面新奇的世界。他大哥和村里有知识的人，正是帮他打开这扇窗子的人。“到了七十年代，我的邻居家遣返回来一个老大学生，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在校读书时即被划为‘右派’。他尽管因为嘴巴乱说话而获罪，但恶习难改，老是给我灌输‘三名三高’的思想。什么刘绍棠‘为三万元而奋斗’，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等等。在他的渲染下，我感觉到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一个人能写出一部书来，一下子就会改变自己的命运。我问他：‘叔叔，如果我能写出一本书来，是不是可以不在农村劳动、可以吃饱饭了？’他说：‘岂止是可以不在农村劳动，什么都有了，你想吃饺子，一天三顿就可以吃了。’”④受到这位落魄的老大学生的鼓励，怀着一天吃三顿饺子，可以离开农村的不切实际的梦想，1973年在胶莱河水利工地劳动时，莫言用几毛钱的补助买墨水盒笔记本，模仿流行的题材和创作方法，开始偷偷写起了长篇小说《胶莱河畔》来。但因为干完活已筋疲力尽，吃着饭就累得打起呼噜，这部长篇最终夭折。在“文革”蒙昧时代，与莫言同时代的路遥、王安忆、张承志、韩少功、贾平凹等作家，也都曾在底层社会里奋斗挣扎过，有过相类似的命运遭遇。⑤像许多同龄人一样，莫言也想通过写作能进“写作组”、县文化馆、参军或者上大学。文学创作在无形中激励着那一代青年人，并悄悄启动了新时期文学的闸门。 读什么人的文学作品，就受什么人影响。这种影响痕迹会被作家成名后经常提到的其他作家的作品压抑和遮蔽，若将这阅读前史纳入综合性的视野，来考察一个作家几十年的创作道路却是相当重要的。对那个年代青少年读者为什么在读红色经典时偏爱其中爱情和性爱描写的现象时，王尧教授做过精准的分析：五六十年代文学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往往用写‘正史’的方式来解释来叙述历史，现在看大多数作为小说来讲是失败的。用‘野史’的方式来写小说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红色经典“那些打动我们的东西往往是在当时的主流话语之外，是一些边缘性的东西”。⑥爱情包括更大胆的性爱描写，都被视为非法的当然就是时代的边缘性的东西。莫言在回忆他读那些小说的感受时说：“《苦菜花》里面，有许多残酷的描写，对战争中性爱的描写也是非常大胆的，里面写到了长工与地主太太之间的爱情等，写到了一个有麻子的男人与自己的病秧子媳妇的爱情等，当然也有革命青年德强与地主女儿(实际上是长工的女儿)杏莉之间美好的爱情，但就是这唯一美好的爱情，作家竟然让他们没有成功，他把那个美丽的女孩子杏莉给写死了。我觉得《苦菜花》写革命战争年代里的爱情已经高出了当时小说很多。我后来写《红高粱家族》时，恰好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小说中关于战争描写的技术性的问题，譬如日本人用的是什么样的枪、炮和子弹，八路军穿的是什么样子的服装等，我从《苦菜花》中得益很多。如果我没有读过《苦菜花》，不知道自己写出来的《红高粱》是什么样子。所以说‘红色经典’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很具体的。”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