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些年發表的有關莫言小説創作資源的論著中，大多認爲是來自20世紀西方現代派小説；具體地説，是美國作家福克納(W.Faulkner，1897-1962)和哥倫比亚作家馬爾克斯(G.J.C.G.Márquez，1927-2014)的小説。按照莫言自己的説法，人們之所以把他定位在“先鋒小説”上，是根據他在1980年代中期發表的幾篇中短篇小説，例如《爆炸》、《透明的紅蘿蔔》等。本文並不想主觀移動作家的文學史位置，而是想通過鉤沉材料的方式，通過敍述歷史脈絡，重新理解他的文學世界。他與蘇聯作家肖洛霍夫(M.A.Шолоxов，1905-1984)著名長篇小説《靜靜的頓河》的歷史淵源，就是這種考察的重要對象。 一、與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關係的緣起 莫言與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的關係，源於1984年秋在位於北京市西直門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招待所召開的有關軍事題材小説座談會。對此，他回憶道： 當時座談會不是爲我們開的，但把我們軍藝的幾個比較活躍的學員吸收進去了。會上一批老軍事作家對中國軍事文學創作現狀憂心忡忡，他們拿着蘇聯的戰爭文學作比較，蘇聯的衛國戰爭祇打了四年，可反映衛國戰爭的文學層出不窮，描寫衛國戰爭的作家也是一批一批又一批，說有五代描寫衛國戰爭的蘇聯作家。我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戰爭歷史和共產黨的歷史差不多是一樣長，二十八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但是真正反映戰爭的文學，像《戰爭與和平》、《靜靜的頓河》這樣的經典著作一部也沒有。 當時我就憋了一股子氣，我就一定要寫一部戰爭小說，後來就開始寫《紅高粱》，1985年春天寫的還是1984年年底寫的，我記不清了，是1986年3月份的《人民文學》上發表的。① 根據莫言所提供的《紅高粱》的創作時間推算，這次座談會召開的時間大約是在1984年秋。 莫言打算寫戰爭小説還有一個原因。1984年夏，莫言考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第一屆學員班時，三十五名學員都是從全軍各大軍區和軍兵種選拔上來的青年作家，其中不乏李存葆這樣的文壇新星；即使錢鋼、朱向前、劉毅然等，也都在軍內外文學界小有名氣。當時，大家還不知道管謨業(莫言的原名)是什麼人，有什麽作品，頗有點瞧不起這位來自農村的青年軍人的意思。莫言心裏感到憤憤不平，但又沒有機會發洩。一次，文學系組織對李存葆小説《山中，那十九座墳塋》的討論會，輪到莫言發言時，他把這篇小説貶得一塌糊塗，使舉座震驚，會場一片沉默。當時，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環》剛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小説又被改編成話劇、電影，作者名氣大得不得了。見到會場陷入沉默，系主任徐懷中老師委婉但略帶批評地説，莫言的看法太片面了，應該再讀讀這部力作，這是一篇悲劇性作品。這件事使莫言在同學中的處境十分尷尬：“我自己把自己逼到一個懸崖上了。很多人都説，你既然把人家得全國頭獎的小説貶得一文不值，那你寫一部作品出來讓我們看看。”②兩件前後發生的事銜接在一起，使莫言對在西直門召開的座談會上提到的肖洛霍夫的名著《靜靜的頓河》有了深刻印象。莫言沒有寫過關於這部小説的讀書札記，所以，他是之前還是座談會後讀過《靜靜的頓河》，需要下一番功夫來考證。但無疑，這部“經典著作”暗暗變成了莫言寫戰爭小説的榜樣和標杆，對他以後的創作產生了持久長遠的影響。 1982年10月，莫言的大哥管謨賢在致莫言的信中，因擔心弟弟不是科班出身，特別嘱咐弟弟“應該在文史方面狠狠地下點功夫補補課”，古典文學擬通覽《左傳》、《楚辭》、明清小説，尤其是《史記》和魯迅的小説。③兄弟倆在未公開的兩百多封家信裏，是否曾經講過閲讀《靜靜的頓河》的心得，還無法查證。但顯然，目前缺失的材料可能會使人們增進對莫言與這部小説關係的瞭解，彌補研究的缺憾。 二、有關《靜靜的頓河》的敘述 1984-1991年之間，莫言大概不止一遍地讀過這部小説。我在讀莫言這一階段創作的戰爭小説《紅高粱家族》時發現，其中有些段落隱含着《靜靜的頓河》的痕跡。比如，在家鄉附近田野、河邊驚天動地的殘酷廝殺，縱馬奔躍的勇敢的戰士，熱烘烘的泥土氣息，瘋長的野草，膨脹的情欲，英雄豪傑視死如歸的旺盛生命力。土匪余占鼇形象裏是否有葛利高里的影子？豪氣沖天的“我奶奶”是不是婀克西妮亞的托生轉世？都頗令人生疑，也激起查勘的興趣。一個有用的材料，在幫助人們對這個問題作出推理。 拜莫言爲師寫小説的李大偉，在文章《與莫言先生二三事》第二節“頓河情結”中提到過這樣的細節： 莫言的作品，出現的多是東北鄉、高粱地、墨水河，怎麼就頓河了？想想，自己也納悶。但許多年來，我總是感覺莫言要寫一大場面全景式反映平原地域的史詩性巨著，這並非我想當然，先生幾次談藝中都留下過話頭，衹是因爲他計劃博大，我又不足以成爲與之討論的對象，他就目光迷離恍若隔世地眯了眼，打住話題，往遠處凝望。我竊想，趁着記憶還沒有完全被酒精奪光，趁着那年月的日記還在，應該盡力把往昔的記憶碎片穿綴起來，讓我輩或後來人更全面地暸解莫言。 李大偉接着把莫言家鄉的地理環境描繪了一番，由此推測説： 墨水河並不寬廣，也不奔流激蕩，在它短短百多平方公里流域中發生的歷史事件也遠不是那麼波瀾壯闊，激動人心。但生於斯長於斯的莫言眼光是超越墨水河的，從人性和民族的角度上講，他人在東北鄉，心中有頓河。 他還進一步用自己1991年初的日記來證實這種猜測： 1991年初春的一個下午，莫言先生對我說起《靜靜的頓河》的時候，一下子勾起我對這部巨著的回憶。先生似是自警自策，又似惋惜和不甘。他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成爲世界性的作家不容易也容易……如今要寫出《靜靜的頓河》和《戰爭與和平》這樣巨著的機會不多了。環境、機遇、經歷，一個作家把握作品的能力，是一種複雜的情緒，連寫《紅高粱》時的感覺，目前也找不到了。說完，先生迷離的目光就繞過我，轉向窗外，凝望春日午後的遠天，半晌不語。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