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文人对北京城市景观的书写呈现不同的面貌，这是一个中外学者已经注意到的问题。对这个问题讨论比较多的，当属美国学者韩书瑞(Susan Naquin)，她在《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1400-1900》一书中，用了大篇幅讨论明代北京虽几乎没有官修地方志，但帝京游记鼎盛一时；而与之正相反，清代北京的官修地方志虽蔚为大观，而私人记述作品却成书甚迟？这究竟反映怎样的权力关系与社会变迁？鉴于其著作在大陆目前尚无中译本，有必要首先对其观点进行简要介绍。 韩书瑞将描写城市景观的作品称为游览性文献(tourist literature)，她认为中国的这类文献来自三种传统：(1)忆故都的传统。自汉代开始，中国文学中即出现了都城赋，其后的《洛阳伽蓝记》《梦粱录》《东京梦华录》等，都以回忆都市繁华为主旨，寺庙建筑、宫廷生活与商业活动在这些文献中成为被观赏的对象。(2)地方志的传统。明初即有明确规制的地方志，在这些文体中，地理志与名胜志占重要地位，它们都涉及对城市景观的描写。(3)游记的传统。文人不仅写游记，且重视寻访著名游记中提到的地点，因此游记不仅是记录，实际也是导游，对同一地点的反复游览与赋诗，使游人形成共同想象，而地点因而获得文化意义。通观明清两代北京文献，这三种传统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明代北京的诗咏游记不少，它们都力图塑造北京景观的独特性，然而直到明后期才出现《宛署杂记》与(万历)《顺天府志》两种地方志，此前只在《北平八府图经志书》与《永乐大典》中有类似的地方志记载，这与明成祖对修纂地方志的重视并不相称。韩书瑞认为，这是由于北京处于复杂的行政体系控制之下，北京文人在帝国官僚体系中居于边缘位置，故官修地方志少而私人著述多。但入清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北京作为八旗子弟的主要生活空间，它的政治地位更为牢固。一方面，江南城市已经完全不能与之相比；另一方面，出于政治安全的目的，文人对北京的描写多是历史性、全景性的，直接描写当下城市景观的作品非常少见。对当下北京的欣赏，首先来源于皇家趣味，康熙六旬时的《万寿盛典图》与乾隆时的《京城全图》等，都是其具体反映。早期考证北京景观的文献如《日下旧闻考》《金鳌退食笔记》与《京城古迹考》等，无一不有皇家支持的背景。实际上，清政府不鼓励私人修志，而将修志完全变成官方行为，《日下旧闻考》是这类景观书写的巅峰之作，在此书中，明代北京成为历史考证中的一环，成为现实北京的背景。对城市景观的历史考证是《日下旧闻考》的重点，因为清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强调北京历史的连续性，来建立满洲人统治的合法性。① 法国学者陆康(Luca Gabbianni)基本延续了韩书瑞的判断，但更强调清代皇廷重塑北京城市形象的努力。他提醒我们注意，一方面，入主中原的旗人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优越感；另一方面，他们的“异族”身份又不具备继承中原大统的合法性。因此，除了皇帝们极力展现自己克绍道统的一面外，作为帝国首都与旗人聚居地的北京城，其形象也远比明代时更为敏感。为将北京及其旗人居民塑造成天命之所系者，仅仅从1683年到1739年间，北京就有五部官修地方志问世，②这些地方志总在强调北京历史的继承性：八旗只是住在北京并没有摧毁它，它的辉煌仍然与明代一脉相继，并可以追溯到宋乃至周。这种意图在《日下旧闻考》一书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它由乾隆皇帝亲自下旨编纂，且将18世纪中期的北京视为整个北京史的最后一段。居民身份的改变、权力主体的更迭都被淡化了，现实北京被融入历史之中，完成了它“百年熙皞繁文物，似胜三都及两京”③的形象想象。受这种官方书写方式的影响，那个《帝京景物略》中的文人北京一度消失，文人书写北京的热情被抑制，直到1796年戴璐的《藤阴杂记》的出现，这一传统才得以复兴。然而《藤阴杂记》与《日下旧闻考》一样，并非描述现在而是追忆过去，追寻北京历史上著名文士的足迹。陆康认为，这正反映清代统治者们的意志得到了贯彻——北京成了儒生文士们共同追慕的圣地。④ 总之，上述学者都认为，清前期书写北京的方式与明代截然不同，在清廷意志的直接影响下，以北京城市景观为对象的官修地方志大量出现，文人书写北京的自由被抑制，而且他们笔下的北京，不再如《帝京景物略》中的那般鲜活，而是一座时间停止于明灭那刻的“逝去之城”，孙承泽、朱彝尊、戴璐作品中的北京，莫不如是。 将书写城市景观的方式理解为皇权与官方意志的结果，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以下三个现象仍然令我们迷惑。 (1)《藤阴杂记》并非最早系统书写北京景观的作品，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成书远早于《藤阴杂记》，它虽非依地理位置分述帝京风物，但“岁时记”这类体裁与风俗志一样，也是传统书写都市景观的重要方式，这与中国的风俗概念兼顾自然地理与社会生活有关。⑤《帝京岁时纪胜》不是对过去的追忆，而是对当下风物的记录。这表明，在《日下旧闻考》所代表的皇家意志书写模式之外，还有另一种北京书写模式，而且这种书写模式在乾隆时期已经开始成形。 (2)清代的北京景观书写没有一直停留在历史考证层面。从孙承泽到朱彝尊、高士奇，再到缪荃孙，在他们志书中，北京经历了从“逝去之都”到“当下之城”的转变，而这种变化在从谈迁、宋起凤、纳兰性德到查慎行、潘荣陛等人的私人著述中，也同样清晰可见，他们虽然受皇家意志的影响，但都鲜明地反映社会思潮与民间态度的转变，不能完全用官方意识形态来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