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是语言的单元，承载着人们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考，关键概念的演变是人类思想变革的表征，而人类思想变革却永远不会停止，因此每个关键概念皆会包含着历史性的转变潜力。“国学”这个概念就经历了从中国到日本、再从日本返回到中国的一个跨语际移植，以及从古至今的语义断裂及其流变性转换的历程，国学概念史可谓交织于历时性与共时性、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因此，研究与梳理国学概念史既是当下国学研究的前提，也有利于我们揭示与认清“国学”概念演变的历史真相，达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目的，以免产生误读以及“语乱天下”的局面，因为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与混淆概念，就会越发遮蔽与歪曲历史，进而搅乱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①。“从历史学的角度看，由发生过程的复杂事实来综合认识模糊概念所包括的具体内容，比在抽象的语义学层面讨论其内涵外延更有助于理解其实际涵义”②，笔者不揣谫陋，现就“国学”概念的嬗变及其在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能指与所指或“名与实”之间关系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予以追源溯流，钩沉探析。 一、“国学”语词原义及其实体流变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然其内涵与外延皆与今日所谓国学之义大相径庭。从词源学上考察，“国学”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此处“国学”是指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教育机构及其制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西周已设有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制度，大而言之，可分国学与乡学两类或大学与小学两级。作为国家学府的国学制度，一直延用至晚清，如《明史·选举志》云学校有二：一曰国学，二曰府州县学。 夏商周时期，学在官府，即教育机构设置于官府之中，实质上为“政教合一”的教育制度。西周天子所设大学有“五学”、“四学”之称。所谓五学即中为辟雍、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西、南、北之学，又称为四学。西周这一学制不仅为《周礼》、《礼记》以及《大戴礼记》所记载，而且亦为金文所证实，如《麦尊》记载：“在辟雍，王乘于舟。”《静簋》记载：“学宫小子众服、众小臣、众厥仆学射。”诸侯所设大学仅有一学，半面临水，故称泮宫。西周小学设置同样有传世文献与金文为证。国学之外有乡学，国学由大司乐执掌，乡学由大司徒负责，而国学入学资格亦具有严格的限制③。国学作为教育机构亦可简称“国”，如《礼记·王制》云“六十养于国”，孔颖达疏：“国，亦是学也。”而就读于国学的贵族子弟亦可称之为“国子”。其学亦有要求，《礼记·学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返，谓之大成。” 西汉早期，黄老之学盛行，只有私家授受，没有官府之学。汉武帝在罢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后，采纳董仲舒“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书·董仲舒传》)的建议，元朔五年(前124)始在长安设太学，为中央官学、最高学府，太学祭酒兼掌全国教育行政，此可谓周时国学之演变。最初太学中只设五经博士，专门讲授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置博士弟子五十名。从武帝到新莽，太学中科目及人数逐渐加多，汉元帝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时增至三千人。王莽秉政，企图复古，在长安城南兴建辟雍、明堂，又为学者筑舍万区，博士弟子达一万余人。西晋武帝咸宁四年(278)初立国子学，即为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之始④。国子学限五品官以上贵族子弟方可入学。但国子学在西晋并不景气，尤其是西晋末年以后，时兴时废。后北齐改称国子寺。隋开皇初年，国子寺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开皇十三年(593)，国子寺不再隶属太常，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机构，复名国子学。大业三年(607)改称国子监，监内设祭酒一人，专门管理教育事业，属下有主簿、录事各一人，统领各官学。唐承隋制，武德元年(618)，唐设国子学，学额三百人。贞观元年(627)，唐将国子学改称国子监，同时成为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监内设祭酒一人，为最高教育行政长官。唐代曾几易国子监之名，曾改称司成馆、成均监，神龙元年(705)又复其名。据《旧唐书·高宗本纪》载：“凡六学，皆隶于国子监。”所谓六学，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宋沿唐制，分设西京国子监、东京国子监，增辖武学。宋代国子监亦屡易其名，有时称国子监，有时称国子学，其职能具有二重性，一是作为官学最高管理机构，二是生徒就学的最高学府。如北宋著名学者程颐曾任判西京国子监，胡瑗曾以直讲名义兼判东京国子监。宋太宗端拱二年(989)曾改国子监为国子学，淳化五年(994)又改国子学为国子监，名称反复变化。辽代的中央官学中亦设有上京国子学、中京国子学、东京国子学、西京国子学和南京国子学。其中除南京国子学外，其他均无明文可考。金代的国子学于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始创，规定词赋、经义学生百人，限宗室、外戚亲属及诸功臣三品以上官吏子弟入学。另外在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设有女真国子学，限金人子弟优秀者入学。元代分设国子监管辖国子学。蒙古国子监管辖蒙古国子学，蒙古国子学于元世祖至元八年(1272)创立。回回国子监管辖回回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90)创立。元代设有汉文国子学，所学课程主要为儒家经典。明朝国子监创于明太祖建都南京之时，建校舍于鸡鸣山。永乐十八年(1420)，明迁都北京，设置京师国子监，于是明代国学有南北两监之分(亦称南北两雍)。清沿明制，京师设国学，直省有府、州、县学。据《清史稿·选举志》记载：“世祖定鼎燕京，修葺明北监为太学。顺治元年，置祭酒、司业及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等官。设六堂为讲习之所，曰：率性、修道、诚心、正义、崇志、广业。一仍明旧。”⑤有清盛世时期，国子监曾现“师徒济济，皆奋自镞砺，研求实学”的可嘉景象，而其末世，世事如日落西山，学校一变经世致用之设学宗旨，沦为科举之附庸，而成士子追逐科名利禄之场所，以至于整体教育积重难返。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学部，国子监遂废止。1905年是国学制度改变的关键之年，科举制废止，新学堂兴起，千百万士子心态发生了变化，社会风尚亦转移变迁。该“国学”之“名与实”贯穿自西周至晚清整个封建社会之始终，一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变化，就有可能产生巨大的“蝴蝶效应”，结果导致社会整个意识形态的解构与崩塌，乃至几千年封建王朝制度的终结。有学者曾作如此评价：“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必须把它(科举废除——引者注)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