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5)03-0061-06 对于公共文化政策信息基础框架而言，研究与文献的跨国联系与协作，乃是另一种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信息分享，共同推进其研究准则和一套完整的方法，获取规模效率，呈现出令人艳羡的协作水准。通常，这类协作会为那些真实的比较研究项目(跨国性的)充分展开，提供聚集地点，而且随着各国为其自身目的，开始转向彼此更加频繁地寻求符合其自身目标的政策模式和规划模式。这样的协作在文化政策分析中扮演着一种批评性角色，而且正在生长发育中。 在此，将仔细审视六种这样的协作。前三种与欧洲议会的文化工作联系在一起：A“欧洲文化信息与研究联络中心”(CIRCLE)。作为发挥其代理人作用的文化政策监督与研究的群体，该中心从欧洲议会得到了非常多的支持。B“比较文化政策与艺术欧洲研究协会”(ERICARTS)。在很大程度上基于CIRCLE的网络系统，但同时也基于其自身追求目标而创立的独立欧洲文化研究机构。C欧洲议会自身针对各国国内文化政策进行评估的计划，很大程度通过“欧洲文化信息与研究联络中心”的帮助而加以实施。随后讨论到的两种，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文化工作有联系的自助协作：A“文化链接”和B“文化发展研究与合作网”，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创建。最后，我所考虑的是一种由学者和政府研究人员由于一系列共同文化政策兴趣而群体性创立的协作典范：“加拿大文化研究网”(the Canadian Cultural Research Network)。 尽管有其优势，这些协作仍然会屈服于大量的批评。该领域许多研究人员所担心的是，由迅速拓值的协作数量所承担的活动，正在其本来的工作中吸纳能量和注意力——也就是为文化领域提供研究信息服务——走向名目繁多的非生产性行政与网络维护任务。除了一些较有影响异议之外，提供真实可信的比较研究的承诺，仍然在更大程度上只是努力目标而非现实结果。部分原因在于，由于不同国家文化概念的非确定性(及非限制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政策结构与文化支撑制度的可变性，设计并且执行谋划良好的比较研究项目相当困难。虽然较之逐国或者逐个案例地进行比较研究更加有趣，但这种混杂性也会明显地使其更加困难①。 尽管它们并未覆盖本书(Cultural Trends和Bookmancahier除外，两者皆在第二部分已经讨论)，但专业杂志仍然应被理解为研究信息跨国协作的一种形式，它们在不同国家的潜在聚集中带来了高质量的研究。当下这样的杂志包括：《文化经济学杂志》(the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国际文化政策杂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艺术管理、法律与社会杂志》(the Journal of Arts Management，Law and Society)、《澳大利亚媒介国际》(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其中包括文化政策)、《北欧文化政策杂志》(Nordisk Kulturpolitisk Tidskrift)、《意大利文化经济学学会会刊》(the Journal of the Italian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Economics)②……然而，此处留下的问题也很多，在研究领域和实践领域之间，这类杂志中没有一种在缝隙搭桥上尽到了可以称道的职责，其所留下的挑战，将使被研究对象及其信息基本框架在意义和有效方式中遭遇。 一、欧洲文化信息与研究联络中心(CIRCLE)(荷兰阿姆斯特丹) (一)意义 CIRCLE，欧洲文化信息与研究联络中心，乃是在文化政策研究信息和文献方面从事工作的机构和个人的最老的网络系统。在它所创立的时代，其领域还很小，而且可以想象的是，将欧洲一年数次围绕着目录开展工作的关键人物全部聚集，该中心不得不面临着该领域中的一系列变化。这一协作较好地缓和释放了存在于研究人员、文献专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的紧张，亦如存在于研究基础框架的非营利方面性与在孕育成长的利益谋取方面的紧张。刚开始时，建立一个网络系统有赖于那些个体志愿者的努力，这些人除了他们的通常工作职责之外，还承担着欧洲文化信息与研究联络中心的职责(特别需要雇佣他们的机构的支持)，网络系统也就不得不持续应对随之而来的那种从业方式的熄灭和枯竭。 (二)背景 尽管某些人会将欧洲文化信息与研究联络中心的起源，非常久远地回溯至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跨欧洲会议，但第一次正式出现于1980年的向欧洲议会请示的一项建议中，安德瑞斯·威珊德(Andreas Wiesand)提出创建“文化研究与文献学会”③。直到1985年，该组织才正式成立，选择首选字母缩略语CIRCLE，现在已经拥有10个不同国家的机构(尽管只包括1980年最早参与的三分之一)④。 奥古斯汀·吉拉尔德(Augustin Girard)，在一篇高度个性化的关于CIRCLE的历史叙事中，描述了其最早的起源： 那么谁是欧洲文化信息与研究联络中心的创造者？他们既非位高权重的公务员或声誉显赫的学者，亦非从事学术的研究人员抑或有经验的文献专家。总之，他们是“激进分子”，就文化教育、和平教育乃至一切教育而言给人以激进者之感。换句话说，他们是“崇信者”而非“明白人”，这些人突然发现了一种能给予其生活带来意义的职业，而他们好像几乎没有选择。那么这些发现者崇信什么呢？何为其共同所为？ (a)他们单纯却又倔强地相信，在所有研究类型和行为系统中，文献信息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b)尽管他们自身并非科学家，但他们深知科学性何在，并且崇信那些文献事实应其超意识形态的优先性。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发现作用很大(在制定政策中)，原因在于社会科学商议性中的经验途径。 (c)这些人既有期待文化政策现代化和理性化的草根愿望，同时就仿效而言他们有其非常低微的身份。 (d)其在文化合作中的冲动爱好，在于他们承担着巨大的行政与财力风险，而且将其压力置于他们的雇主所给予合适的时间与物质支持条件中。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