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8-0024-07 要理解新文化运动，首先要了解新文化运动所面临的语境。 新文化运动面临的第一重语境是“家国天下”体系的崩解。孔子称他所处的时代是“礼崩乐坏”，清末民初的中国可以说是传统“家国天下”秩序的崩溃。“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既是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信念，也是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这里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华夷之辨的天下秩序，这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二是一家一姓、一君之尊的王朝体系，这是国家秩序的规定。三是宗族制度或家族制度，宗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社群组织，是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 传统“家国天下”体系的崩溃首先体现在“华夷之辨”秩序的瓦解，西方以其军事上、科技上的优胜迫使清朝推行洋务运动，走上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轨道。其次是国家认同的危机，在制度层面，从开明士绅接受君主立宪，到新型知识群体追求共和，君主专制的根基开始动摇，传统的政治秩序逐渐瓦解。 第二重语境是民国政治文化建设面临新选择。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制，代之以共和制。在国家体制层面，这是一次革命。它不仅仅是推翻了清朝，而且颠覆了延续两千年的君主制。中国采取共和制在亚洲是第一，在世界大国中，则居美国、法国之后。但民国初建，围绕政治制度、政治文化仍存极大的争议。 在政治制度层面，存在共和与开明专制(帝制)之争。面对民国初年的政治乱象，包括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在内的一批知识分子以为中国民智未开，不适共和，主张退而求诸开明专制。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张的怂恿、鼓动之下，袁世凯才胆敢有复辟帝制之妄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当权统治者就共和与帝制之争展开生死搏斗。这是一场军事斗争，也是一场思想斗争。如果说，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是共和派所展开的武力抗争的话，那么，从《甲寅》到《新青年》则是革命党人开辟的思想战场。 在政治文化层面，存在孔教运动与思想自由之争。民国初年，康有为、陈焕章师徒二人积极推动孔教运动，他们的主张获得了包括严复在内一大批官僚政客、学者文人的支持。推动孔教国教化的主张，主要体现在陈焕章领衔向国会递交的两份请愿书：《孔教会请定孔教为国教请愿书》(1913年8月1日)、《孔教会上参众院两院请定国教书》(1916年9月11日)。再提定孔教为国教议案。在策略上，第二次上书内容有所改变，以申诉孔教对拯救中国之用为主。这一请愿书在国会又一次引起波澜。经过长达半年多的讨论，国会反将1913年所定之“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条撤销，改为“中华民国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不仅否定了国教案，而且较1913年宪法相关规定更为宽松，从此结束了这场民初有关国教的讨论。[1](P199-208)1918年以后，陈焕章率人向国会提出“圣诞节案”、“尊孔法”、“祀天案”、“祭告天坛圣庙建议案”、“读经议案”、“祭天祀孔案”，但这些毕竟是孔教运动的余波末流了。 对于康有为和陈焕章提出的定孔教为国教的论调，陈独秀、易白沙、吴虞、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予以批驳。这是《新青年》前期的重要内容。其他一些知名学者也参与了论战。如章太炎站在古文经学派的立场，提出了不同意见，称“中土素无国教”，“孔子于中国，为保民开化之功，不为教主”。[2](P688-693)章士大钊也曾提出反驳，孔子所“言绝无教质，神所不语，鬼不能事”，“后人祖述，经师讲习，系统不出乎师弟子，范围不越乎大学书院。”故儒学“本非教也”。[3] 第三重语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西方的分裂”，给中国提出了重新选择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对中国来说意味着是一个整体，是现代化的样板。一战爆发后，以英、法等为一方的协约国与德、奥等为一方的同盟之间的搏斗，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面对欧洲两大集团的对峙，中国面临选边的问题。故战争一开始，中国朝野上下都颇为关注战局的发展。在中国的观察家看来，这不仅是一场军事冲突，更是一场“思想战”(杜亚泉语)。在甚嚣尘上的战争机器背后，是各国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在支撑。德国的大日耳曼主义、俄国的大斯拉夫主义、英国的大不列颠主义，成为各国发动战争的真正精神动力。国人都敏感地意识到，欧战虽发生在欧洲，但攸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故大家都希望战争的结局能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或中国借此机会发展自己的实力。战争临近尾声时，俄罗斯、东欧各国社会主义风潮涌起，世界面临新的巨大震荡。欧洲从一分为二，到再次陷入新的更深层次的分裂，不仅是利益的冲突，更是新的制度文明的选择不同、新的主义之争。 这三重语境既构成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又是它必须面对的对话对象。从历史的角度评估新文化运动，首先不能背离或抽离它所面临的对话语境。 对新文化运动之定位做出明确解释的是陈独秀、胡适。1920年4月1日，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陈独秀在这里使用的是“加上”一词。他批评了当时“两种不祥的声音”：“一是科学无用了，我们应该注重哲学”；这是针对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开首所发出的“科学破产了”的呼喊而发。“一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这是面对《东方杂志》和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而发。陈独秀认为，“各国政治家、资本家固然用科学做了许多罪恶，但这不是科学的罪恶”。“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毫一忽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4]显然，陈独秀既不同意将一战的罪恶与“科学”并联在一起，也不认同因近代西洋文明存在弊病，而改弦易辙重新复归传统的东方文化。这是陈独秀的态度，也是当时新文化阵营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