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陈独秀等人着手编辑《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且以此知名)，确立了创建中国新文化的编刊宗旨。这是中国自晚清以来寻求坚船利炮的西方物质文明、试图以全变的制度改良建构现代国家机制之后，在文化上正式确立认同现代主流文化的标志。百年弹指间，新文化迄今在中国尚未确立它的主流地位。换言之，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现代文化价值、追寻的基本制度安排、确认的新型生活方式，都还没有成为中国发展的主导力量。这需要人们深入分析，何以新文化运动划出新旧文化分界线之后，并没有成功建立起它的文化主流地位，相反它不得不一直在新旧文化的胶着状态中为自己争取发展空间？这需要人们从新文化的构成、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关系、中国社会政治变迁等角度加以分析，以期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中国文化发展的分界线 断言《新青年》开创了中国的新文化，就意味着中国文化出现了新旧之分。但中国文化究竟是否划出了一条传统(旧文化)与现代(新文化)的清晰分界线，是一个必须回应的质疑。对此的回答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中国文化确实有着新旧文化的明确分界，二是中国文化并没有出现新旧文化断裂。对此的阐释，内部也充满张力，不论是从时间点上看，还是从结构转变上论，持同样立场的论者之间的看法，差异巨大。如果说确立新文化运动的论题，就意味着承诺了中国新旧文化分界的话，那么，仅就中国文化划分出新旧界限的持论者而言，在时间上看，一些论者认为中国新旧文化的分界从晚明就开始了；一些论者则认为始自晚清，尤其是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堪为突出标志；一些论者则将新文化运动作为起始点。从结构上论，一些论者认为晚明中西文化的交流，已经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构之间的迥异性；一些论者则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是在晚清才真正凸显出来；而另一些论者则认为新文化运动才宣告了中西之传统与现代文化的结构性差异。[1]至于体现新旧文化界限的社会要素，一些论者认定是文化的因素，因此以晚明的中西文化接触为标志，申论新旧文化差异；一些论者则认定是经济因素，因此以工业—市场经济与农业—自足经济判定新旧文化区别；大多数论者似乎更乐意以政治—军事因素划分新旧文化界限，这正是他们习惯于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传统与现代分流标志的重要理由。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就此具有了标明中国脱离传统、进入现代的双重标志意义，它在时间尺度与结构状态上，交叠地体现出中国新旧文化的明确分界。 上述争论，差异很大。但有两个常常被人无视的基本共同点：一是论者共同认定，中国文化确实有一条新旧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线；二是这条分界线，确实是由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造成的。差别只是在于，基于前者的分界时限；基于后者的分界动因，即究竟主要是中国文化内生的因素导致了这样的分流，或主要是中西文化的碰撞引发了相关的变化。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就此成为相关讨论的两个基本坐标。[2]以广泛而持久的相关论争来看，究竟在时限上、结构上如何才能较为准确判定中国画出新旧文化界限，实在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化发展的大问题。原因在于，它对于致力发展现代文化的中国在古今中西四维中择善而从，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古今之间，承继传统优势，对开创富有生命源泉的现代文化，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中西之间，形成开放心态，对开创中国融于世界的现代局面，具有根本性影响。 不过，在古今中西之间择善而从，有效推进中国的现代进程，常常是一种理想愿望。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形，基本上处在中西古今之间局促不安、迟疑徘徊、犹疑不决的状态。正是这样的心境，造成新文化成长的土壤贫瘠、空气稀薄。因此，人们很容易意识到一个几乎是中国特有的现代转变困境，在新旧文化发生分际的时候，出现了值得人们注意的背离现象：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人格载体对新文化的自觉抵抗，从而对新文化生长所必需的传统土壤做了抽离的工作。在这里，新文化的传播与传统文化自承者对之的明确抗拒，成为兀自呈现的对立画面。诚然，这与新旧文化代言者的对峙性选择是吻合的：一方面，基于传统文化对现代的抗拒，既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具有顽强的绵延力有关，也与坚守传统文化立场的人士缺乏现代适应性，有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新文化的传播逐渐走上了一条不得不与传统文化背道而驰的演进路线，从而自己堵塞了借助传统文化精神滋养以壮大自身的通达道路。再一方面，新旧文化同时在中国的现代社会政治转变之际，表现出对权力的无可奈何窘态：对新文化倡导者来讲，只好就此选择对抗权力的姿态；对旧文化的自承者来讲，走上了一条几乎是无条件支持权力的不归路。总的说来，双方都显现出一种就文化论文化的虚悬性质。这样也就增强了文化价值间决断的紧张性。因为，在经验层面缺乏检验机会的文化价值之争，只能在文化价值的对峙表达中呈现并坚守自己，完全无法基于经验需要确立坚守、变通与放弃的明智态度。 正是在这样的新旧文化转换处境中，呈现出一条新旧文化逐渐刚性分流，难以兼容的历史态势：晚清的新文化传播，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抵抗强度也不可谓不高。基本的结局，就是维护政治专权的晚清政府的倒台，机械捍卫传统文化的卫道者随之成为政治殉葬品，新文化就此打上阶段性句号。随民国而起的现代政治，由于共和政治的一波三折，使中国人无以真正进入民主共和的政治境地。因此，在晚清起始的物质器物现代化收效有限，民主共和政治建构不断陷入危机状态的情况下，更为激进地推动中国现代转变的文化决定论终于登场。此前在古今中西四维中进行端点选择的思路，已经穷尽了在四端中进行权宜性组合的选项，一种关乎捍卫传统还是选择现代的总体性对立主张，成为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无可改变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