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依宪治国”的主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法治中国”纳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战略目标之中。在此基础上，作为三中全会的“姊妹篇”，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法治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 《决定》的核心议题是理顺“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决定》虽然以过去三十多年法治建设经验为基础，试图克服法治实践中的基本困难，但是《决定》在理论上依旧没有彻底解决“党大还是法大”这一中国法治的基本难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也缺乏充分、完整、系统的理论表述。因此，要真正落实《决定》内容，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就需要澄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驱散话语迷雾，构建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法治理论。 本文以《决定》的内容为出发点，在法律多元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多元主义法治观，并以此来建构“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即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政党法治国”，区别于西方大陆法传统中的“立法法治国”、普通法传统中的“司法法治国”或当代法治发展出现的“行政法治国”等不同法治模式。而在“政党法治国”的建构中，核心在于处理好党章和宪法、党规和国法、政策与法律的关系，并在党国宪政体制的制度框架中对这一“党法关系”问题加以回答。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一)“国家法中心主义”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影响 晚清以来，中国法治进程一直受到西方法治模式的极大影响。更宽泛地说，世界各国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几乎无一不以西方法治模式作为最权威的参照系。该模式以形式法治为特征，以“国家法中心主义”为基本立场，将法限定为国家法，强调国家专门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并有专业化的司法机构实施法律，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法律的治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古典时代的文明社会并不以国家法为唯一权威性规范。比如，古罗马帝国即使在对罗马法进行了法典化编纂之后，依然保持着皇帝敕令、元老院法律、裁判官法以及习惯法的法律多元主义传统；基督教兴起之后，永恒法、自然法、制定法和神法共同协调着世俗法律秩序与宗教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贸易繁荣，资本主义的主权国家开始在欧洲兴起，世俗国家的力量不断壮大，教会和封建势力的权威逐步瓦解，在法律领域直接反映为多元主义法律规范向单一国家法规范收缩。再加上理性主义通过启蒙运动取得了意识形态的胜利，由此导致科学观念的盛行，而在多元主义法律领域中唯有国家法才可以根据科学理念进行立法活动。最终，国家法逐渐将宗教、道德、政治等多元主义法律规范排除在外，从而保持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并用法律来约束政府权力。因此，程序正义、权利保护、权力制衡、有限政府等观念都成为现代西方法治观的核心内容，“国家法中心主义”也成为其基本立场。 清末开始的大规模法律移植，彻底摧毁了中国“礼法合一”的法律多元主义传统。然而，现代法治的引入非但没有在中国真正建立起法律的权威和稳定的社会秩序，反而使中国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动荡局面。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开启学习、借鉴和移植现代西方形式法治，“国家法中心主义”再度抬头。 “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形式法治观对中国法治建设主要造成了两方面的消极影响。第一，在规范层次上，片面强调国家立法的权威地位，忽略党规党法、道德和社会习惯等其他规范，导致法治发展与社会失范并行的悖谬现象；第二，在规范实施层面上，片面强调以法院为纠纷解决的中心，导致各种社会纠纷涌入法院，法院不堪负重，涉诉信访不断攀升，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形象。更为严重的是，这两种片面倾向使得法治建设从解决社会纠纷的治理问题转化为政治体制问题。总而言之，法治发展与国家宪政体制之间、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 (二)“法律多元主义”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批判 如上所述，党法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根本在于我们未能在理论和实践上排除“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依然以西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形式法治观作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的蓝本。《决定》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果说“中国特色”明确了我们的法治秩序必须有别于西方法治模式，那么就需要首先在理论上明确“法治”所说的“法”究竟是什么。 法的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国家法中心主义”所谓的“法”仅仅是狭义上的法，即国家法。国家法只是“法”的类型之一。事实上，所有指导人类共同生活、为人的行为提供遵从的依据、从而提供稳定行为预期的形形色色的规则，都可以称之为法。在西方历史上，有自然法、宗教法、成文法、普通法、判例法、衡平法和习惯法等；在中国历史上，有宗族法、律法、礼法、祖宗之法和习惯法等。因此，广义的法指的就是具有规范性的规则，并且将“法治”界定为“规则之治”，从而容纳和解释不同人类社会中的秩序建构和良好治理。 由此，人类历史上的法治观其实也可以相应地划分为两种：其一就是对法作狭义理解的“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法治观。其二就是对法作广义理解的“法律多元主义”的法治观，包括古典的法治观和后现代的法治观。富勒认为“法治就是使人们服从于规则治理的事业”，他用广义的规则概念取代了狭义的法律概念，实际上确立了多元主义法治观的定义。这种法治观从法的广义概念出发，不仅强调国家法的重要性，也强调其他机构制定的规范以及社会道德习惯的重要性，认为不同层次上的法律，正是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共同推进良好的社会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