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八春》到《半生缘》：漫漫十八春 作家艺术生命中的“第一次”，往往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性意义，如处女作、第一部别集之类，往往都是最能够激发研究者热情的对象，一如《狂人日记》《尝试集》等，文学史叙述一般不会轻易放过，并且浓墨重彩详加论述者居多。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认真谈论《十八春》的却不多，尽管它是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创作。后来张爱玲在美国根据《十八春》改写的《半生缘》，反而为研究者所重视。① 究其原因，一方面，张爱玲本人对《十八春》的态度十分暧昧；另一方面，这是她继《传奇》之后，在大陆完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作品人物的身世命运、生活环境与作品的思想基调、风格等却与此前的《传奇》大相径庭，故不被研究界认为能够作为张爱玲“风气”②、趣味和水准的代表。 其实，张爱玲心底里非常看重《十八春》，正像和张爱玲交谊甚笃的夏志清所言，“她对这部作品极为心爱”③。《十八春》最初在《亦报》连载，如今已是文学史的常识，无须赘言。但从《十八春》到《半生缘》一路走来，过程却十分绵长，历经了漫漫18春。是张爱玲有意为之抑或巧合，没有确切证据之前，笔者不予置评。简单回溯《十八春》到《半生缘》的曲折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段。一、以“梁京”为笔名，在上海《亦报》边写边发表的时期。始于1950年3月25日，终于1951年2月11日，《十八春》共分317次连载完毕。二、完成初版本的修改与出版(1951年2—11月)。《十八春》连载完毕后，作者自补“漏洞”④。1951年11月，《十八春》单行本与读者见面，出版者、发行者同为“亦报社”，著作者署名“梁京”，印数2500册。⑤三、定居美国后，再次全面改写、修订，先在《皇冠》月刊连载，后以《半生缘》为最后定名，在台湾出版、行世。 现代文学史与出版史上，像这样耗时费力，谨慎修订、反复改写一部20来万字旧作的个案，除此之外，或许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例子。作者若不是特别珍视，根本就不会如此煞费苦心。 然而，《十八春》实在又是作者难以释怀的一块“心病”。1961年秋，访问台湾时，张爱玲便向接待她的台湾作家王祯和透露打算修改《十八春》的想法。⑥在张爱玲与友人夏志清的通信中，读者还可以清楚看到其心头的矛盾和纠结。1966年10月2日她在给夏的信中说：“在大陆曾写potboiler《十八春》，在小报上连载后出过单行本，过天行李到后，等我拿出来看看，如有可能性，当寄来给你看。”⑦(potboiler，英语，为糊口而写的意思)很显然，是她首先向夏志清提起《十八春》，并许诺寄给他看。或许她想获得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学者认可并寻求知音。但过了十来天，张爱玲的主意又变了，她很委婉地给夏做了一些解释，说“长篇大论，婆婆妈妈的”，“末尾需加整理，一时不能寄来”。⑧作者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十八春》的“不满”。但为了藏拙，不得不为自己寻找借口，避免陷于难堪，故在写给夏的信中又说：“《十八春》原稿跳来跳去，不自己校更会脱落整段。倘来不及，宁可且慢登。”⑨此信写于1967年11月25日，距离上次说寄《十八春》给夏志清，已经过去一年多。张爱玲心里的如意算盘可能是倚重夏志清的学者名望，推升其作品的社会影响力，以便她在海外的中文刊物上发表作品，赢得读者。既是为了解决生计，也有展示个人实力的考虑，同时为她在文学市场站稳脚跟积累深厚的资本——她本来就是在文学市场里成长起来的职业作家。然而，到了1969年，夏志清依然还是没有看到《十八春》。倒是看到这年1月3日张爱玲给他的信中这样表示：“《十八春》我那本拆散了，插入改稿连载，不然寄给你看。”⑩事实是，《十八春》在台北《皇冠》月刊早连载过了，起止时间是1968年2—7月，不过张爱玲没有再用《十八春》的题名，而是改作《惘然记》。换言之，张爱玲已经将《十八春》更名为《惘然记》在《皇冠》月刊连载结束半年后，她才向夏志清说出实情，而且，看起来还挺难为情似的——“不然寄给你看”。其实，这只是搪塞夏志清罢了，并借此掩饰自己不想让夏看到《十八春》“真容”的内情。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志清用了超过鲁迅的篇幅来讨论张爱玲，真心欣赏其早熟的文学成就。可是，只怕他没有想到一代才女忽悠人的圆熟技巧也同样卓绝超群。张爱玲蓄意护短、虚与委蛇的“精明”做派昭然可见。令人不禁想起她的名言：“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倘若认为在张爱玲“也许是不甚健康的”夫子自道中，颇有几分自知之明，蕴藏着自省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那就误会了。接着一句“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11)恰好又表露出其丝毫不掩饰生为上海人的自鸣得意与自我陶醉。 回到正题。改写、修订后的《十八春》作为张爱玲作品系列第六种，1969年3月，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取名为《半生缘》。经历漫漫十八年，最初在《亦报》化名“梁京”发表的小说《十八春》，才最后定稿、定名，真正画上了句号。 二 “三角恋”故事穿上“翻身文学”的外套 张爱玲不满《十八春》，却还是喜欢、珍爱，且毫不掩饰，常常溢于言表，在与夏志清的通信中不时直接吐露与坦承。如一边说“写得perfunctory，没精打采的”(12)，一边又有些小得意，称“《十八春》的戏剧性强”适合改编成电影，“可由一人兼饰姐妹俩正反二角”(13)，承认虽然整体上有明显缺陷，但“部分地有两处我也还喜欢”(14)。自我炒作之嫌，不言而喻。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十八春》宛如张爱玲的一个孩子，因为长得不很理想，当妈的一方面视为心肝宝贝，疼爱有加；另一方面，又抹不下脸面，不愿给外人一睹孩子的真实面貌，羞于将她领到世人的面前。所以，张爱玲在信上反复说要寄书给夏志清，最终不了了之，私底下却在精心修改。经过一年多改头换面的装扮，就成了坊间流传的《半生缘》，原著《十八春》反而不为读者所知。 笔者认为，设若研究者和后世读者都忘掉《十八春》，缄口不再提起，仿佛张爱玲从未写过这小说，这样，反而恰好是作者想要的结果。进一步说，张爱玲求之不得的美事，最好是研究界和偏爱她的读者，都以为《半生缘》是一部新作。按常理说来，承诺给看，却又始终不践约寄《十八春》给夏志清，喜欢却不愿其直接面世，藏拙之外，一定还有不愿被触碰，害怕被人揭破的秘密。 刚出道时，张爱玲所写主要是上海弄堂殖民文化环境下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清末遗老的家族故事，热衷且擅长演绎小儿女的三角、多角恋爱戏，同时声称“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15)。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新的政治转型面前，张爱玲抛开轻车熟路的情爱叙事，以《十八春》和《小艾》(《亦报》连载，署名“梁京”)为转型，融入国家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给工农兵画像、立传，借文学手段诠释新政权的合法性，紧跟新的执政者，参与建构新的国家认同，终结了其“写文章不涉及政治”的历史，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锐的政治嗅觉。貌似孤傲不群、清高自持的才女，一旦投入政治的怀抱，也有不俗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