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5)04-0129-06 叙事作为表述事件的发生，时间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叙事时间将一种被讲述的故事或事件的时间表达出来，同时，又将其建构成为被语言叙述、被艺术表现出来的时间。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异质性(disparity)造成了小说艺术表达的张力。由于叙述方式的安排与传统故事生成情节的自然顺序不同，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巧妙地运用一种立体的、多层次的、并与意识融为一体的叙述模式，有意淡化消融近代小说对历时性发生的线性叙述，使时间观念呈一种立体的无序延宕(dilatory)，在诗性舞台得以成立的状况下，小说的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彻底分开，脱离了物理时间的单一矢向，时间在小说中不再是常量，而是一个变量，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产生了独特的美学效果。 一 此在的生命时间 时间不外在于人的生命，而内蕴于人的生命之中。时间之门既可以对个体生命关闭，也可以为生命超越而洞开。只有通过时间的永恒流变，才使生命趋于无限。杨义指出：“时间意识一头连着宇宙意识，另一头连着生命意识。时间由此成为一种具有排山倒海之势的、极为动人心弦的东西，成为叙事作品不可回避的、反而津津乐道的东西。叙事由此成为时间的艺术。”[1]120“时间体验包容着人生态度，成了独特的生命体验”[1]157。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以一种理性的方式存在于时间之流，而不仅仅是一种纯粹自然物的存在。人的自我意识主要表现在人不仅能意识到其与外在对象的区别，而且还能意识到时间对其生命的限制。因此，时间意识作为人的意识的首要表现形式，促使时间成了个人对生命价值体验的前提。 小说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其时间意识主要体现在小说人物与时间相遇所产生的生命哲理以及与此相关的审美意识，我们正是缘此进入鲁迅小说的时间领地。在鲁迅小说中，时间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线性发展过程，而是以此在的方式诗意存在。“对生命的关爱”一直是“鲁迅思想的一个亮点，一个底色”[2]，鲁迅之所以特别重视现在，就是因为他深刻意识到了现在和生命之间的特殊关系，“通俗的说应该是：现在对于生命，有着生成化的功能；或者说，因为它活生生的‘现在着’，故可以把过去与将来‘当前化’地收摄于‘此’，连接于‘此’”[3]。不难发现，鲁迅大多时候对当下的关注也是出于对人的生命问题的重视，他始终如一地站在对人的生命意义终极关怀的角度来思考人生，对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人生的追求与归宿以及个体生命的生存境遇等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指出：“我们愈是能够人性地把握人类存在的时间性，就愈看得清楚这种存在本身完全是历史性的。”[4]《故事新编》不是我们通常所提及的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尽管每篇都以一个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或历史人物故事作为小说蓝本。鲁迅以洒脱、自由的心态创作了《故事新编》这种新的文学样式，“这些新编的故事，显然又是鲁迅小说文本的创新……《故事新编》以其思想成就和艺术创新，同鲁迅的《呐喊》、《彷徨》一样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成为重写民族神话、传说和历史的典范之作。”[5]从表面上看，《故事新编》是历史讽刺小说，选取神话与历史故事，加以铺陈，同时又注入了时事，予以讽刺。正是由于鲁迅对现实的不满，借写小说来以古讽今，同时也以这样的形式，消解了历史的经典。鲁迅说自己并不想做“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历史小说)，而只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做法上也是向历史“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6]354，“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7]不难发现，鲁迅创作《故事新编》的目的十分明确，不是为了复述古人往事，而是在中国历史中“寻出”、“改作”、“注进新的生命”。黄子平把《故事新编》看成是鲁迅为解决“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之紧张关系而进行的静夜挣扎，鲁迅择定了“油滑”的叙述方式，使来自文献与当代的众多引语在同一作品空间中同质地发声，从而将“过去”的故事、“未来”的阐释纳入他写作的“现在”，以反抗那个话语秩序分崩离析的时代里讲故事者的悲喜剧命运[8]。《故事新编》没有停留在对历史和历史事件本身及其过程的简单铺陈与叙述，而是深入到历史及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进行了充分诗意化、哲理化的艺术再创造。这种艺术再创造在鲁迅历史意识的现代转换中得以体现。 二 历史意识的现代转换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指出：“每一部历史首先是一种言语的人工制品，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运用的产物。”[9]同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叙事都是一种时间性的暗喻。”[10]245历史被视为现实世界的隐喻、借鉴或说明，也为世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鲁迅把史书看成是过去的陈帐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里面充斥着“瞒”和“骗”的伎俩。他深知历史的真义，在古与今的纵向对比中，“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11]149。在鲁迅看来，由于历史言说的主体不同从而产生出不同的言说方式与历史文本，“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查出底细来”[11]17。因此，鲁迅强烈主张：“中国学问，待从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件，都须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明其妙。”[12]不难发现，鲁迅对中华民族宏大的历史经典文本并没有顶礼膜拜，而是用一种全新的手法去解构中国传统历史文本，并成了鲁迅历史小说创作的应然选择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