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托洛茨基文论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应首先宏观地将二者视为两个完整体系，进而分析双方核心观念的影响关系，这应该是一个立足于细致辨析的整体性比较，而不是仅仅寻找鲁迅使用过的文论术语的词源。但是，学界目前普遍集中于探讨鲁迅对几个名词概念的接受情况，最主要的是鲁迅对“同路人”概念的接受，但是，综观鲁迅的所有文章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涉及“同路人”概念的部分，几乎都是借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例子，并没有深入阐述和发挥，更没有进一步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和认识，这意味着这一概念只是被鲁迅认可，但没有真正与自身的文学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日本学者长堀佑造在其论文《鲁迅“革命人”的提出——鲁迅接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之一》中讨论了鲁迅对托洛茨基“革命人”思想的接受，但是，且不论他所采用的简单的“数学公式”式的等价替换论述方法是否可信，也不论其出发点是否偏离了文学领域，单就其结论来看，就不符合鲁迅的文学思想。他的结论是：鲁迅从托洛茨基文论中借用了“革命人”术语，结合自己对国民革命运动的现实思考，得出了“革命者写的东西不管主题如何都是革命文学”的认识，该认识换用他文中的另一句话解释，即“‘革命人’如写东西，什么都是‘革命文学’”①，这就既没有看到鲁迅在托洛茨基文论影响下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要求，也没有看到他在这一影响下对作为创作主体的“革命人”应有特征的思考。托洛茨基和鲁迅要求“革命文学”的作者是革命人，但并非认为所有革命人都可以成为创作主体，而且他们更要求作品是艺术品，并非长堀佑造所说的“什么都是‘革命文学’”。长堀佑造对鲁迅接受“革命人”思想的论述，实际与学界普遍关注的鲁迅接受“同路人”思想犯有同一个错误：只在字面上寻找词源，而没有对两个文学思想体系进行宏观把握和细致辨析。这就导致不仅没有进入鲁迅文学思想的核心和“托洛茨基文论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核心，而且偏离了鲁迅文学思想，从而更不会看到鲁迅在托洛茨基文论影响下形成的文学思想如何影响了他对当时文坛的批评。 就托洛茨基文论体系整体而言，“只有革命的艺术家才能创作革命文学”是其核心观念，综合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全部论述和相关文献来看，他在此影响下，形成了“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的认识，并主导了他的“革命文学”观，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讨论，即创作主体必须是“革命人”和“革命文学”必须坚持艺术应有的独立审美品格。本文选取的托洛茨基文论作品只有1928年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十二个》汉译本前言和1930年水沫书店出版的《文艺政策》里收录的托洛茨基讲话，这是基于以下考虑：鲁迅虽然接触过多种《文学与革命》版本，但是从笔者阅读能力和行文方便等等各方面考虑，只能选择汉译本，在鲁迅接触过的两种汉译本中，1928年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根据俄文原文本翻译出来，是与鲁迅最熟悉的人——李霁野和韦素园——翻译的，也是鲁迅亲自指导翻译的，从这些方面来考虑，应该比傅东华的译本更贴近鲁迅；《十二个》汉译本前言和1930年水沫书店出版的《文艺政策》里收录的托洛茨基讲话都是鲁迅亲自翻译的，必然深受影响；目前来看，鲁迅只接触过这三种托洛茨基文论资料。 关于“同路人”的论述是《革命与文学》一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托洛茨基以大量篇幅对克留耶夫、叶遂宁、“舍拉皮翁兄弟”派和皮涅克等等“十月革命底文学‘同路人’”逐一进行点评，通过分析他们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思想，指出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有何偏差，在此基础上说明为什么称他们为“同路人”。然而，如果这部分内容只有这么简单，就没必要以接近全书三分之一的笔墨来写作，托洛茨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在对“同路人”的论述中隐含着对一个观念的阐释——“只有革命的艺术家才能创作革命文学”，这是其“革命文学”创作论的核心观点，也是其整个文学思想体系的主干。 所谓“革命的艺术家”，就是指能“沉没在革命中”“溶解在革命中以领悟革命”“不仅拿革命当一种元素的力，也当作一种有目的的进程去领悟它”②的人。这个观念无法以具体的作家作品来正面论述，因为在托洛茨基看来，革命的艺术家和革命文学都尚未诞生，当时仅有一种“介于在反覆或沉默中消逝的资产阶级的艺术，与尚未诞生的新艺术之间”的“过渡的艺术”，也就是“同路人”的艺术，“它多少和革命有机地相连，但同时又不是革命地艺术”③，因此可以从这一差异之处入手采取侧面论述的策略。从书中的内容来看，所有关于“同路人”的论述都间接或直接指向了“只有革命的艺术家才能创作革命文学”这一观念。比如“克留耶夫接受革命，因为他解放了农民，他并且对它吟咏了他底许多歌。但是他底革命既没有政治的动力，也没有历史的观念。对于克留耶夫，革命好像是一个市场或华丽的婚礼，人从各处来到那里聚集，以酒与歌，拥抱与跳舞沉醉，于是各自回到自己家里……他允着经过革命的天国，但这个天国不过是夸大的，修饰的，农民的王国，一个小麦与蜂蜜的天国而已。”④又如“时常皮涅克恭敬地从共产党旁过去，有一点冷然，有时甚至带着同情，但是他从他旁边过去了。你不大在皮涅克中找到一个革命的劳动者，更重要的是，作者不用并且也不能用后者底眼睛，去看发生着的事情。……红军对于1918-1921年的这个艺术家是不存在的。……都会的革命的赤卫队在1917年末与1918年初，在谋自存的战争中，成队成营的出发到前线上去，皮涅克对这不加注意。对于他，红军是不存在的。此其所以1919年对于他是空光的。”⑤当然，以上两例还不太明显，需要仔细体会，以下两例则表达得更加直接：“不可见的中枢应当是革命底自身，绕着它旋转的，应当是全盘不安稳的，混乱的，在重行建造着的生活。但是要想叫读者觉得这中枢，作者自己必得曾经觉得过，同时并必得把它思索过。”⑥“只有学着从全部中理会革命，把它底后退看为走向胜利的步骤，透入到后退底策略中的人，和能在退潮时代的积极的势力预备中，见到革命底不死的至情与诗的人，才能够变成革命底诗人。十月革命是澈底地民族的。但它并不仅是一种民族的元素——它是一个民族的学院。革命底艺术一定要经过这个学院。而且这是一种很难的课程。”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