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一种信仰，就是把自己未来不可知的命运交付给一个可知而可信的对象，因而，信仰从本质上说就是主体关于自我命运的一种自觉认知。信仰的力度，往往也直接体现在信仰者对自我命运认知的深度。这种深度当然不是观念性的，而是血肉性的，越是浸润在血肉深层的命运体验，越能唤起、激发信仰的生命强力。鲁迅曾经用两个非常形象的词汇来形容自己信仰构成的这种血肉体验，一个是“轰毁”，由轰毁以至断裂，由断裂以至转型，由转型以至新生，“轰毁”一词本身具有的形态感概括了鲁迅信仰转变的过程特点；另一个是“煮”，在“革命文学”论战中，鲁迅读了一些包括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论著，用这些理论的火“煮”自己的肉，在自我解剖与反省中由进化论进到阶级论。毫无疑问，“轰毁”也好，“煮”也好，这种文学性的描写语言，说的都是肉体生命的感觉，显示出的是鲁迅在信仰构成中对信仰本身的血肉性的重视。在鲁迅看来，信仰的建构不仅仅是精神的飞扬，也相关着信仰者的肉身的献祭以及自我生命的命运的托付。在历史上，有些信仰者其信仰强大到具有足够的力量引导肉身共同前行，但也有许多时候肉身的巨大惰性成为信仰者精神前行的巨大包袱。信仰实践中精神与肉身的合体性，这是鲁迅坚守的一个生命准则，所追求的一种生命境界。正是在这种坚守与追求中，后期鲁迅曾经对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生命现象有点痴迷，这就是革命文学兴起后接二连三地出现的“诗人之死”现象。面对这一现象，鲁迅有过强烈的心灵撼动，有过深刻的理性分析，并且最终在这种强烈的心灵撼动与深刻的理性分析中，完成了一个革命前驱者自我命运的认知与担当。 本文所谓“诗人之死”，特指俄罗斯“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界出现的一种现象。有些诗人，在革命兴起时，热情洋溢地投向革命，讴歌革命，甚至成为革命的号手。但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国家与民族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些曾经为革命欢呼歌唱的诗人们反而对革命的成果深深失望，对自己在革命政权下的生活失去信心与希望，最后或者在“活不下去了”(梭波里)的叹息中，或者在“一点办法都没有”(马雅可夫斯基)的决绝中，用自杀的形式结束自己的肉体生命与诗歌生命。叶赛宁如此，梭波里如此，后来的马雅可夫斯基也是如此。勃洛克因病死在四十出头的壮年，他死时已经对自己的生活与曾经的诗歌生涯感到绝望，而那些一向攻击苏俄革命文学的西方媒体也在拿勃洛克的病说事，如《法国水星杂志》(Mercure de France)就刊登弥里士考夫斯基的看法，认为“坏血症”是“左党政治下的智识阶级中人的应有病”，似乎暗指勃洛克的致命的“坏血症”不仅是生理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生理上的“坏血症”剥夺了他的肉体生命，而精神上的“坏血症”则剥夺了他的诗歌生命。如果说，在革命兴起时，勃洛克是“从人文主义变迁的历程感受俄国文化变革和社会制度变革的必然性，可能性，呼唤知识分子投身革命，理解革命”，那么，革命后的勃洛克则是“从理想人文主义角度，质疑、悔恨甚至反对现实中的许多有悖于民族文化建设、破坏人文精神建构的革命行为”①。所以，勃洛克虽然不是死于自杀，但是他在逝世前一段时期的精神绝望，对革命现实中的一些行为的“质疑、悔恨甚至反对”，其实也已经意味着作为革命歌手的诗人已死。 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原因是什么，迄今仍然有争议。诗人死后，苏共中央与“拉普”为了避免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造成不良的政治影响，极力把这次事件淡化为个人生活中的“失恋”事件。但即使在当时，从“拉普”写给斯大林与莫洛托夫的信中也可看到，苏联文艺界对诗人的自杀原因有不同的看法。这封信指出，“对诗人自杀的原因的解释被敌人利用了，因此出现种种谣言，说‘共产党员们藏匿了’马雅可夫斯基的真正的信件(即‘第二封’信)，说什么诗人对一切都失望了，他被那忌贤妒能的苏维埃政权扼杀了。在青年人之间出现了这样的情绪：如果马雅可夫斯基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榜样，‘同工人阶级保持紧密联系’的诗人都自杀的话，那我们这些平庸的人该怎么办？一些怀恨在心的人则公开宣称：‘马雅可夫斯基一生都在撒谎，终于没词儿了，所以就自杀了’”②。这些意见不管是同情的还是攻击的，显然都是在精神与诗学的层面上来解读诗人的自杀，没有把这一事件简单地归之于诗人的“失恋”。马雅可夫斯基的死在中国文坛也曾引起震动，不论左翼还是非左翼刊物，都曾报道其自杀消息。《现代文学》杂志1930年第1卷第4期上还曾编辑出版一个纪念特辑，其中刊发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新作诗一首、戴望舒翻译的法国奥古斯坦·阿巴库(A.Habaru)作的《玛耶阔夫司基》、杜衡翻译的梅吉尔(A.B.Magil)作《玛耶阔夫司基》、毛翰哥翻译的杉本良吉作《玛耶阔夫司基的葬式》、赵景深翻译的拉莎洛夫作的《玛雅阔夫司基的自杀》等外国文坛的报道评论，还有谷非作《玛耶阔夫司基死了以后》、陆立之作《玛耶阔夫司基底诗》、杨昌溪作《玛耶阔夫司基论》等论文。很有意味的是，这个专辑中的译文和评论都没有迎合社会读者的兴趣去渲染马雅可夫斯基自杀的“失恋”事件，而是将关注点侧重在挖掘这一“诗人之死”事件背后的诗学意义与精神启示。如奥古斯坦·阿巴库说：“自从革命底斗争时代一终结，他的诗的兴感就死了，在以后的建设的过程中，他的诗便失去了气势了。当然，玛耶阔夫司基还写，还写得很多，可是他只给我们一些使他跌到节米扬·白德芮(Demian Bedny)、或保尔·台鲁莱德(Paul Delouled)一流的宣传诗了。”杨昌溪的论文则指出马雅可夫斯基死于诗歌实验的失败，他说：“他不愿作艺术的说教者，而他把他整个的艺术都呈现给革命驱使。他以自己的人格充满革命的场所，广场和街衢，在或种的限度上打破个性底限制而接近于集团，使集团成为革命的集团。他从旧时代的艺术而到狂放之士底未来派的时代，更由衰落的未来派而到烈夫派(左翼)，在12年来他都在文坛上不绝地实验着他底艺术，这次的自杀就是他以身殉艺术的表征。虽然他不是纯粹的普罗列塔利亚诗人，然而在工人们所加于他底‘革命诗人玛雅阔夫司基’的称号是值得配上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赵景深翻译的拉莎洛夫的文章，这是一篇专门探讨诗人自杀原因的文章，作者不仅将叶赛宁、梭波里的自杀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相提并论，而且专门对所谓“失恋”论进行了驳斥。文章说：“爱的解释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只要想一想过于傲慢的玛雅阔夫司基，他的对于恋爱的态度是革命的，他自己也宣言他的放荡，便知道他要是为了一个难近的妇人而自杀，是犹之于一个常态的人为了吞一块不容易消化的食物而自杀是一样的不容易。即使他的‘不幸的恋爱’不完全是谣言，人家也知道这决不是自杀的唯一的原因，显然还有政治和群众的原因。”从这些翻译的和自作的文章中，不难看出国内文坛(当然包括左翼文坛在内)对于马雅可夫斯基之死的一般性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