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网址·在线期刊：http://qks.jhun.edu.cn/jhxs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15)04-0060-07 DOI：10.16388/j.cnki.cn42-1843/c.2015.04.009 墨西哥诗人帕斯在《百年佩索阿》的序言中说：“诗人们没有传记，作品就是他们的传记。”[1]对于中国当代诗人戈麦(1967-1991)而言，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适用。在思索“那强大地把他(戈麦)推向诗歌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时，诗人西渡认为：“对像戈麦这样的诗人，要从他的生活传记中寻找这方面的原因的努力，也许将是一个错误。”[2]戈麦现存的生平资料是有限的，但他的诗歌作品却透露了更多关于他心灵的真实信息，其中之一便是他的“南方”情结。 戈麦是一位成长、求学、工作都在北方的诗人，诗歌也不乏北方之文“体峻词雄”[3]的特点，但在他的一些诗作中却出现了对“南方”的想象。通过考察可以发现，戈麦诗歌中所指认的“南方”，狭义上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南方地区，广义上则是指与戈麦所居住的北京这一地点相对的整个“南方”，其中不仅包括中国的南方地区，还包括南半球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戈麦生前所喜爱的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故乡阿根廷。据戈麦长兄褚福运、友人桑克、西渡所编《戈麦生平年表》来看，戈麦生前曾在1991年1月到上海访施蛰存，5月到四川访艾芜，这是目前仅有的关于戈麦与地理位置意义上的“南方”发生实际关系的两次记录。[4]由此看来，戈麦诗歌中的“南方”书写有部分的经验来源，但他在南方停留的时间过于短暂，在诗作中显现出的生活经验相比于一些长期生活在南方的诗人而言是较为模糊和抽象的，所以其诗歌中的“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想象。 戈麦诗歌中的“南方”书写还与他所推崇的博尔赫斯有关。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是一个“打破现实/非现实二元对立”[5]、充满幻想特质的故事，诗作《南方》也具有梦幻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南方”即幻想。而戈麦的“南方”书写也模糊了现实与梦幻的界限，从而与博尔赫斯的作品有着某种共通性。不仅如此，从写作日期来看，诗人对自己“南方”题材的诗作均进行过精心修改，从而形成了“一题两诗”的状态，这体现了戈麦对诗歌语言“精确性”的追求。因此，戈麦诗歌中的“南方”书写不仅是深植在诗人心灵之中的“想象的经验”，也是对诗歌语言可能性的探索。 二、中国当代诗歌“南北之辨” 在出生于四川的诗人钟鸣的认识中，“朦胧诗”是“北方诗歌”，而“后朦胧诗”则是“南方诗歌”，他在随笔集《旁观者》中为“南方诗歌”的边缘地位感到焦虑，并深情呼唤和赞美“南方”：“谁真正认识过南方呢？它的人民热血好动，喜欢精致的事物，热衷于神秘主义和革命，好私蓄，却重义气，不惜一夜千金撒尽。固执顽冥，又多愁善感，实际而好幻想。……这就是我的南方！”[6]另一位川籍诗人柏桦也认为，自1978年来，中国“诗歌风水”发生了几次转移：北京“今天”派(1978-1985)是最先登场的，然而四川诗歌又以“巫气”取而代之，1992年之后，诗歌风水在江南[7]。柏桦还征引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的观点来证明“南”“北”诗歌之不同，刘师培所说的“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务。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务，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3]，被柏桦引为同道。这些观点让人想到19世纪法国学者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为文学决定性要素的论断。诚然，对于诗人而言，他成长、求学、工作所处的地理环境或地理环境的改变或多或少会影响他的个人气质、创作素材和创作风格等。人们也可以在一些诗人的创作中指认出清晰可辨的地理特征来，如昌耀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他诗中的意象就多为雄浑壮阔的高山大川，呈现出一种“大”气象；而潘维的诗作，则以“江南雨水”作为关键词，体现了江南文化的清新秀美。就此看来，似乎“南方诗歌”、“北方诗歌”这种带有文化地理学意味的划分法是根据确凿的。 可是，当代诗歌是否存在绝对的“南北之别”，或者把后殖民话语应用到“南北”划分中(即北方为中心，南方为边缘)是否得当，是有必要详加辨析的。首先，无论是古代诗歌还是现代诗歌，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南北”差异肯定存在，但“南北”也只是一种相对的风格辨析，难以概括诗歌的全貌，诗人的作品风格也存在复杂性。所谓的“南北”之别，是整体风格上的概括，而非绝对。一位于“南方”成长起来的诗人可能会用北方歌喉歌唱(如海子)，一位“北方”诗人也会在诗中书写南方(如戈麦)。其次，“南北”或许会存在政治意义、群体意义上的差别，但却无文学意义上的“中心—边缘”之分。即使是《南北文学不同论》的作者刘师培，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评价“南—北”之文时要用客观的眼光，否定绝对的“南北之别”：“试以晋人而论，潘岳为北人，陆机为南人，何以陆质实，而潘清绮？后世学者亦各从其所好而已。……一代杰出之人，非特不为地理所限，且亦不为时代所限。”[8]再次，虽然洪子诚先生曾提到：“朦胧诗运动的区域，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之后探索者的出身和活动地，则主要在南方。”[9]但运动的地点并不等于诗歌的艺术特质，因此绝对意义上的“北方诗歌”“南方诗歌”并不存在，对“话语权”的争夺并不能掩盖文学本身的特质，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南北方”并不应该成为划分“北方诗歌”“南方诗歌”的绝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