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入侵，中国大片国土遭受战火的威胁，中华民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大迁徙，人员、机关、学校、厂矿、物资等纷纷向内地迁移。据统计，仅“由东南及中部迁至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省”的人员就“在千万人左右”①；至1940年底，内迁的民营厂矿即达448家，机料70941.2吨②；“在抗战八年间加入内迁队列的全国高校累计达100余所，搬迁校次近200次之多”③。这场历时长久④、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内迁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⑤，也成为抗战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鉴于迄今无人对抗战文学的内迁题材予以关注，本文拟在较为充分地搜集相关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初步论析，希望能够对认识抗战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有所助益。 在内迁的人员构成中，知识分子占有很大的比例，“据某处非正式的统计，自东战场逃来的难民，文化教育者占百分之五十五”⑥。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群体亲历了内迁的颠沛流离，对内迁有着丰富的认识和体验，自然会运用手中的笔，以各种形式记录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 茅盾在“八·一三”事变时曾由上海护送一双儿女内迁长沙，后来又曾取道昆明、兰州到新疆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茅盾适在香港，他在东江纵队掩护下，经惠阳转移到桂林。丰富的内迁经历使得茅盾对内迁题材情有独钟，其短篇小说《虚惊》《过封锁线》和散文《太平凡的故事》《归途杂拾》《脱险杂记》等如实记录了其由香港内迁桂林的过程，长篇小说《走上岗位》及抗战胜利后据此改写的《锻炼》则表现了淞沪会战时上海工厂向内地的迁移。 巴金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前往广州编辑《烽火》《文丛》，直到广州沦陷的前一天才在朋友的帮助下，偕萧珊等人离开广州，历经艰险，取道梧州、柳州，内迁桂林。其散文集《旅途通讯》中的一些篇章，包括《广州的最后一晚》《从广州出来》《梧州五日》《民富渡上》《石龙—柳州》等，记述了他们一行内迁的经历。 老舍在济南即将陷落之时，经徐州、郑州抵达武汉从事抗战文化工作。武汉战局紧张之时，“文协”总会决定西迁。1938年7月底，老舍携总会印鉴，溯长江西上，到达重庆。其散文《别武汉》《船上——自汉口到宜昌》《八方风雨》记叙了其内迁的大致情况，写作于抗战胜利不久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则以不少的篇幅对难民内迁的细节进行了生动的描写。 李广田从北京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济南中学，1937年8月随学校迁往山东泰安，又迁河南南阳赊旗镇，再迁湖北郧阳，最后迁往四川罗江，行程七千里。其《流亡日记》(《出鲁记》《杖履所及》等)、散文集《圈外》(《西行记》)和诗歌《奠祭二十二个少女》《我们在黑暗中前进》叙写了该校内迁的历程。1940年10月，李广田夫人王兰馨携带幼女，化装成商人眷属，通过日军封锁线，辗转到达罗江。李广田完成于抗战胜利前夕的长篇小说《引力》即取材于王兰馨的此次经历，实际上也是一部关于内迁的书。 丰子恺于1937年11月其家乡浙江崇德石门湾遭到日军空袭时，携一家老小辗转内迁，途经江西、湖南等省，于1938年6月到达广西桂林，任教于桂林师范学校，1939年4月又到广西宜山，就浙江大学教职。从浙江到广西的内迁经历，丰子恺有“避难五记”系列散文(《辞缘缘堂》《桐庐负暄》等)加以记述。9月，日军进攻南宁，浙大再迁贵州，师生各自疏散。丰子恺一家开始了再一次的内迁，历尽艰辛，终于抵达贵州都匀、遵义。关于这一段内迁经历，丰子恺写作了散文《艺术的逃难》。 施蛰存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云南大学文史系任教，1937年9月自松江出发，耗时二十余天，经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四省抵达昆明。次年7月，在《宇宙风》发表《西行日记》，叙写此次内迁的经过。 穆旦1937年10月作为护校队员随清华大学南迁，进入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组的长沙临时大学⑦，1938年2月又参加长沙临时大学为西迁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行程3500里，徒步穿越湘黔滇三省抵达昆明。途中，穆旦写下了组诗《三千里纪行》。 钱锺书也有内迁经历，他1938年由法国回国后即由香港赴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短期任教，次年11月又与徐燕谋等人从上海前往湘西宝庆，任国立师范学院外文系主任。其长篇小说《围城》对内迁多有表现：赵辛楣、方鸿渐等人由上海奔赴设在湖南平成的三闾大学任教，小说以第五章一整章的篇幅记录了他们的旅程，此外与内迁有关的情节还有苏文纨的父亲苏鸿业“随政府入蜀”、唐晓芙经香港转重庆继续学业等。 内迁题材的作者不限于作家，而是整个知识群体，其范围相当广泛：有青年学生，如长沙临时大学政治系学生钱能欣，参加徒步西迁的“湘黔滇旅行团”，其记述旅行经历的长篇散文《西南三千五百里》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有政府官员，如曾在湖南省政府任职的薛建吾，出版了记载其由湘入川行程的作品《湘川道上》，并于旅途中吟得《湘川道上杂咏》组诗⑧；有军人，如曾在中央军校特训班受训的周俊元，写作、出版了散文集《宜渝道上》；甚至还有家庭妇女，如银行职员李孤帆的妻子李施葆真在上海租界被日军强占后，携子女历尽艰险，由沪抵渝，写作了较长篇幅的散文《内迁纪程》。 散文灵活自由，是内迁题材的首选形式。上文提到的不少作品就采用散文的形式来记载自己的行程。此外还有靳以的《旅中杂记》和《沉默的旅车》、蔡楚生的《龙江吟》、王冠青的《半阕西行曲——汉宜途中散记》、程万里的《流亡散记》、梦石的“流亡散记”系列(《第一次旅程》《宜昌剪影》《夜渡南县》《慌乱中的安静》《在沅江里》)等众多作品。但内迁题材的文体是多样的，诗词、小说、戏剧等形式都被广泛运用。新诗除上文提到的穆旦的《三千里纪行》组诗、李广田的《奠祭二十二个少女》《我们在黑暗中前进》外，还有邓颖超的《敬悼新陞隆轮廿五位死难烈士》、袁勃的《悼十六个》等。旧体诗除上文提到的薛建吾《湘川道上杂咏》组诗外，还有叶圣陶的《宜昌杂诗》组诗、林庚白的《西迁四首》、何香凝的《香港沦陷后赴桂林有感》、王蘧常的《闻国都西迁》、温麟的《西行杂诗》、姚伯麟的《首都沦陷国府西迁》、周舒的《金口目击寇机狂炸》、罗世文的《别汉入蜀》等。词如余道南的《满江红·迁滇道中羁旅沅陵》：“托迹遐荒，且休教、豪情萧索。羁旅处、江楼几日，风寒雪作。白浪惊翻春水涨，玉峰环抱孤城暮。向黄昏、击揖渡中流，争先著。萦乡思，伤夷祸。前路杳，关河阔。又清宵梦醒，鸡鸣雨过。百代金瓯终不缺，五溪衣服宁沦落。似传来、水上四弦声，无人觉。”歌诗如《西南联大校歌》：“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小说除上文提到的茅盾的《走上岗位》、李广田的《引力》、钱锺书的《围城》等外，还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以“国力西迁”、“木兰入蜀”结局)等。戏剧有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张俊祥的《万世师表》、张亮的《抢运》等。内迁题材还有一种特殊的文体值得引起注意，那就是日记，施蛰存、浦江清都有《西行日记》，李广田有《流亡日记》，余道南有《三校西迁日记》，杨式德有《湘黔滇旅行日记》。日记在文学性方面或许略有欠缺，但却保留了更多“原生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