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Jack Belden)在出版于1949年的长篇“非虚构写作”《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中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讲述1947年在山西解放区旅行时采访著名作家赵树理的经历。其中描述“边区名人”赵树理出场的文字尤为意味深长： 这天一清早就下雪。我坐在我那石板地的屋子里，感到有些郁闷和孤独。这时，他从外面走进来——一位幽灵似的人，身穿棉袍，头戴小帽。他象私塾先生似地鞠了个躬，就在我的炭火盆前找了个凳子坐下，贪婪地烤着手。他一边打着寒战，一边仰头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垂下眼皮，从我的桌上拣起一颗瓜子，熟练地嗑起来。他怯生生地看了我一会儿，不自然地笑了笑。一个很腼腆的人！① “一个幽灵似的人”，贝尔登笔下的赵树理形象让人印象深刻，更为神奇的是，它成为了赵树理一生的生动写照。在某种意义上，赵树理的确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幽灵式的人物：从1947年被推举为表征中国文艺发展方向的标志性人物，到很快与主流文艺渐行渐远，再到1970年遭极“左”政治迫害致死，赵树理变幻莫测的面目以及起伏跌宕的奇诡人生，为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艺的肌理和结构提供了一个极为鲜活的例证。其症候性意义，远不在已被符码化的跨时代作家丁玲、何其芳等人之下。尤其是赵树理的文学理念与《讲话》之间的相互映照——其契合、抵牾与分裂，更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政治的演进及其历史主体生成的生动投影。 一 “错位”或“误读”：“赵树理方向”的生成 1943年，在北方局调查研究室工作的赵树理在农村调查时，了解到一桩农村干部迫害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农民岳东至致死的案件，他以此为直接素材，在这一年的5月写成了一篇“通俗小说”《小二黑结婚》。彭德怀很喜欢，为小说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小说出版后受到了太行山区读者的欢迎。同年，赵树理又发表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1946年初发表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三部作品的连续出版为赵树理赢得了声誉。但赵树理成为“方向”，却始于时任北方局宣传部长的周扬的发明。在发表于1946年8月26日出版的《解放日报》的著名文章《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周扬不仅将赵树理的三部作品称为“三幅农村中发生的伟大变革的庄严美妙的图画”，并总结出赵树理小说在“人物的创造”和“语言的创造”上的两大特点，更在文章的结尾，将赵树理与1942年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联系起来：“‘文艺座谈会’以后，艺术各部门都达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化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胜利。”②周扬将赵树理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此文得到了身在国统区的左翼文坛大佬郭沫若和茅盾的热情呼应③。1947年7月26—8月10日，晋冀鲁豫边区文联根据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的指示召开文艺座谈会，专题讨论赵树理的创作。赵树理参加并在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及赵树理创作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热烈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8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主持文联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陈荒煤在文联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在中共历史上，只有两位作家被树为“方向”，一为鲁迅，二就是赵树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评价：“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④。鲁迅去世后，赵树理又作为一面新的旗帜被推出。赵树理很快成为了延安的风云人物，以致美国记者贝尔登1947年到达解放区进行采访时，发现赵树理已经变成了解放区“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⑤。 多年以来，赵树理与《讲话》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竟成为了研究者的共识：“赵树理同志的作品一鸣惊人，是《小二黑结婚》的发表。在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昭示和鼓舞下，在老赵同志多年从事创作和深入农村生活三十年的基础上，1943年5月，发表了《小二黑结婚》。”⑥此说甚至被一些严谨的外国研究者采用。日本学者鹿地亘在1952年为《李有才板话》的日译本撰写的前言《赵树理和他的作品》中，在回答“(赵树理的)小说为什么受到读者如此喜爱”这一设问时，信誓旦旦地说“关于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说到底，就是他在忠实地实践前年(1942年5月)毛泽东指示的文艺运动的方针方面获得了成功”⑦。捷克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普实克在为捷文版《李有才板话》写的《后记》中也有非常近似的说法：“赵树理和其他新中国的作家对于为谁写作问题没有一点疑惑。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已经讲清楚了。首先，中国的文学必须为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服务。赵树理根据这个原则，准确地讲了文学应该具有什么形式的问题，以便恰当地完成这项任务。”⑧ 事实上，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赵树理并不在延安。也就是说，要等到《讲话》正式发表的1943年，赵树理才在山西第一次接触到《讲话》。赵树理要到1943年底才能看到毛泽东在1942年5月在延安发表的《讲话》。这意味着赵树理发表于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根本不可能是学习《讲话》的结果。“文革”中赵树理谈到他当年学习毛泽东《讲话》的心情时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传到太行山之后，我像翻身农民一样感到高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见过毛主席，可是我觉得毛主席是那样了解我，说出了我心里要说的话。十几年来，我和爱好文艺的熟人们争论，但是始终没有得到人们同意的问题，在《讲话》中成了提倡、合法的东西了。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⑨研究者的“倒放电影”其实并不意味着对历史的向壁虚构。赵树理的光芒无疑来自《讲话》的映照，只有当赵树理的创作被用来诠释《讲话》的正确性，“赵树理方向”才能够成立。可以说，没有《讲话》，还是会有赵树理，却不可能会有“赵树理方向”。在这一意义上，与其说是周扬“发现”了赵树理，不如说是周扬“发明”了赵树理与《讲话》的内在联系。《讲话》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文件发表后，周扬为宣传《讲话》，选中了通俗小说家赵树理，使《讲话》得以“道成肉身”。周扬在这里完整复现了福柯论述的“权力制造出知识”的过程。在福柯那里，权力制造出知识；另一方面，不通过预想和构造权力关系，知识也难以成其为知识。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扭转了知识的生产流程：不是先有病人才有医生，而是先有医生才有病人；不是先有犯人才有监狱，而是先有监狱才有犯人。——在这里，则表现为先有《讲话》，才有赵树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