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5)07-0129-08 一、问题的提出 1915年《青年杂志》(第2卷更名为《新青年》)创刊。此时，在美国原学农学后改学哲学的胡适，兴趣再度转移。他一面与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任叔永等人讨论中国文学问题，一面又把他在讨论中的思考写信给大洋彼岸的陈独秀。他这不经意间的举动竟埋下了五四时期最深刻的一场文化论战的“种子”——新青年派与学衡派之争。关于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这场论战，20年前被解读成“新旧文学思想的斗争”。近20年中国学界的认识渐趋公允，但还是有许多学术疑团未能揭开。例如，当时双方争论的两大焦点问题之一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问题，主要是对待孔教即儒学问题。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至今还是笼统和模糊的。已有研究成果或以“中国传统文化”笼统地涵盖儒学，或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定性取代“拉历史倒车”的评价。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关注这一课题的一般是文史研究学者，尤以治文学史者为多。谈起新青年派与学衡派关于文言与白话之争，他们驾轻就熟；谈起儒学他们难免浅尝辄止。 虽然“孔子之后儒分为八”，汉代、宋代、明代，直到20世纪不断有“新儒家”出现，但是五四运动以前的儒学与20世纪的“新儒学”有着“传统”与“现代”的本质区别。应该说，只有到了20世纪才存在“儒学现代化”这一命题。在20世纪新儒学出现之前，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并对儒学进行现代阐释的现代文人群体是学衡派。因此，要总结“儒学现代化”的历史，不应回避学衡派。可惜，至少中国大陆学者在研究这一课题时都把学衡派忘记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关注儒学现代化课题的多是研究哲学的学人。晚于学衡派的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因其哲学成就而受青睐，而在哲学上缺乏成就的学衡派当然难以进入这类研究者的视野。于是，儒学现代化与这场论争的深层次关联，就这样被忽视了。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学衡派虽是以《学衡》杂志得名，但它的雏形在《学衡》创刊前许多年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应分为“前《学衡》时期”和“《学衡》时期”。所谓学衡派关注儒学现代化早于20世纪新儒家，是在“前《学衡》时期”。这时期，胡适与梅光迪、胡先骕和吴宓的对立，冲突的缘起是文言与白话之争，冲突的深化在于对待儒学的态度。 胡适说他当年下决心做白话诗实验的原因，“一半是朋友们一年多讨论的结果”[1]。他所说的“朋友们”，是指当时同在美国留学的梅光迪、赵元任、任叔永、陈衡哲、朱经农等人。他们“讨论”的内容主要是废文言、用白话等问题。其中，与胡适最为对立的是梅光迪。梅光迪坚持白话可用、文言断不能废；胡适则主张废文言、用白话。随着交锋的升级，强化了胡适对倡导中国文学革命的迫切性和使命感，从而使他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胡适因“文学革命”而名扬天下。不服输的梅光迪便在留美同学中“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2]177经原来清华同学介绍，梅光迪与在美国留学的吴宓结为好友。吴宓早在国内清华学校上学的时候就与汤用彤、吴芳吉等同学成立了“天人学会”，旨在“折中新旧中外，发扬祖国固有文明。”志趣的相投使梅光迪与吴宓相见恨晚。吴宓回忆说： 梅君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云云。宓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驰驱，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云云[2]177。 这时梅光迪和吴宓所关心的主要不是文言和白话的问题，而是与儒学直接相关的中国传统文化问题。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吴宓撰写了《论新文化运动》一文，半年后他又完成了《再论新文化运动——答邱昌渭》一文，试图向新文化主流派发出挑战。胡先骕与胡适也是从同学到好友，后来变成论敌的。1914年，部分在美国的留学生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发起人中就有胡适和胡先骕。他们在一起谈科学，亦谈文学，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二人差距较大。两人关系恶化缘于胡适那篇著名的论文《文学改良刍议》。胡文中说：“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胡适所举“陈言滥调”的例证便是胡先骕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的词《齐天乐·听临室弹曼陀铃》。此时，胡先骕已回国在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文学革命”兴起之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形成与北京的新文化派大唱反调的倾向，胡先骕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撰写的文章《中国文学改良论》抨击“陈独秀、胡适之创中国文学革命之说”，就是刊登在《南京高等师范日刊》上的。梅光迪回国后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1921年，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正式建立东南大学。吴宓回国前原已接受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聘任。后经梅光迪斡旋，吴宓辞聘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聘于东南大学。此时，胡适的几个“冤家对头”都汇集于东南大学。1922年1月，《学衡》杂志在东南大学创刊，学衡派正式形成。 二、学衡派弘扬儒学的双重目的 谈及学衡派，许多有关历史著作只提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三人。这是不妥当的。只要承认学衡派因《学衡》得名，那么其核心成员就远不止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三人。只是这三人与胡适结怨较深，常常被时人和后人提到，于是被当成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了。《学衡》早期的核心成员应是柳诒徵、吴宓、梅光迪、刘伯明、胡先骕，还有马承堃、萧纯锦、邵祖平、徐则陵、缪凤林、景昌极。这11人才是最初的基本原始社员[2]235。《学衡》创刊后，作者队伍越来越大，撰稿者至少有160余人[3]。除以上11人之外，主力作者还有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吴芳吉、刘永济、张其昀、张荫麟、瞿方梅、张文澍、向达等；其他作者还有梁启超、康有为、陈三立、丘逢甲、陈宝琛、方令孺、贺麟、曾朴、林纾、陈铨、蒙文通、郑鹤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