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5)03-0046-09 “船坚炮利”是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西方进入的普遍解读，暗示中国的封闭与落后，默认西方的优越感和西方的侵入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但是，我们很少看到这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扩张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配与操纵的必然结局，即便是民国时期影响最大的《新青年》也难逃这种视野的局限。因此，本论文以《新青年》杂志为研究对象，揭示“五四”现代性建构的复杂的文化危机语境和西方思想资源，反思批判其背后隐藏的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主义思维方式。 一、不适世界之生存 在“内逼于独夫，外迫于强敌”的时代背景下，《新青年》同仁普遍充满文化焦虑和被排斥世界之外的恐惧。陈独秀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①鲁迅亦有相同的表述：“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②这是进化论的思维方式。 晚清严复译介《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等著作，将进化论输入中国，“严氏译《天演论》不只把达尔文的思想学说介绍到中国来，同时把斯宾塞的思想学说也介绍到中国来……并把进化的法则应用到心理学、社会学、人生哲学的社会科学上去”③。《新青年》同仁受达尔文主义影响甚深。《新青年》早期特稿作者马君武对进化论颇有研究，他在1903年翻译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第三章“生存竞争”和第四章“自然淘汰”，1919年完成全译本。④ 陈独秀思想中的达尔文主义是其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的指导方针。《青年杂志》1卷1号《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介绍达尔文学说，“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1卷2号陈独秀在通信中回答李平，“达氏书言万物由竞争而进，不适者自处于天然淘汰(Natural Selection)之境”。1卷3号《抵抗力》谈到抵抗力之强弱与进化之关联，“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 在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世界关系背景下，陈独秀指出：“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於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⑤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认为：“纨绔子弟遍於国中，朴茂青年等诸麟角。欲以此角胜世界文明之猛兽，岂有济乎。茫茫禹域，来日大难。”⑥在《新青年》2卷3号通信栏，陈独秀回应毕云程的批评时说：“仆误陷悲观罪戾者，非妄求速效，实以欧美之文明进化一日千里，吾人已处于望尘莫及之地位。”陈以为，自西洋文明输入中国，在世界格局里，中国各个方面处在落后劣败之地位。”⑦ 那么怎样才能适应世界之生存呢？《新青年》提出人种改良和国民性思想改造的命题。“人种改良之说，发端于一八六八年。达尔文氏以人工改造具有奇效之说，介绍于世，乃弟遗传学者戈耳登氏创为善种论……改良其体格及精神上之种族的性质而增进其安宁幸福之科学也。”⑧也就是说从遗传角度，择其良种，歼除不良，并从肉体和精神两方面进行改造。陈独秀的诸多文章有人种改良之印痕。如《新青年》创刊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对当下青年的病夫身体极尽嘲讽，呼吁青年应练就强壮身体，才能力抗群雄。 在这种进化论的思路下，《新青年》着重评介欧美国民性思想以取镜。如对德意志之国民性之介绍，“日耳曼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於世。故富於独立自尊之心，而为我心之强盛，主张自己权利……遇事则坚忍不拔”⑨。对欧美国民性的推崇是为了反思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事实上，“国民性”思想发端于晚清，大盛于《新青年》，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一个极其沉重的命题，它为中国的现代性想象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国民性的概念和民族主义概念在19世纪欧洲种族主义国家理论中首先是作为殖民者的话语使用的。它认为欧洲的种族和文化优于东方，为欧洲征服东方提供理论依据。从19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了全球殖民活动。在此背景下，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知识分子翻译了西方国民性理论。他们在翻译时的具体情况(如何看待其中的殖民色彩或根本无视它，或用来为自己的殖民活动作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此之后，我们知道日本出现了有关西方人写作的讨论中国民族性的日译本著作，以及日本人运用西方国民性理论写作的分析中国国民性的著作，这些著作不可能不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影响。⑩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性理论的接受是为了应对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西方资本主义(包括日本)对中国进行的掠夺和榨取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国民性话语便被中国知识分子用来作为扶危救亡的工具。对于晚清知识分子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来说，中国现代最基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他们都对中国国民性问题作出过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中国悲剧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国民性。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不能不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这种改造国民性的思路影响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 陈独秀认为救国新民关键在于改造国民性。“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与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今其国之危亡也，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11)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全面深入地提出改造国民性的方针。他首先把东洋民族思想(亦是中国国民性)概括为以安息为本位，以家族为本位，以感情、虚文为本位，认为东洋民族种种卑劣无耻之根性正是由此造成。提出必须以战争为本位，以个人为本位，以法治实利为本位来改造国民性。如此改造的国民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才能以“共和国民自居”(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