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7；K2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7-0094-20 集合概念往往后出，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作为方便名词一般而言问题不大，作为关键概念使用则应当十分慎重，以免任意增减而害意。历史上指称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的名词，或是名词虽然相同，由不同主体使用或在不同语境之下却意涵各异，受到内外各种要素转移变化的影响，才逐渐演化以致约定俗成。如果不顾演化的历史，用一时的约定俗成将不同历史时期的名词集于一线，则难免似是而非。有鉴于此，不宜用概念连缀历史，而要探究历史以把握概念。二者的取径做法看似相仿，实则迥异。前者先入为主，以今人说古事论古意，无论如何旁征博引，心中先验的一是已经认定，对于史事的千变万化和千差万别只能看朱成碧，与本事本意相比照，难免捉襟见肘；后者则由梳理错综复杂的千头万绪寻出线索，呈现渊源流变的来龙去脉，所论必先探知领悟前人本意及前事本相，进而知其所以然。由是可以避免此类研究中称引前人所言，实际上不过是发挥己意的通病。 1923年，梁启超针对国故学复活的原因指出：“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加以国民自慢性为人类所不能免，艳他人之所有，必欲吾亦有之然后为快，于是尧舜禅让即是共和，管子轨里连乡，便为自治。类此之论，人尽乐闻。平心论之，以今语释古籍，俾人易晓，此法太史公引《尚书》已用之，原不足为病，又人性本不甚相远，他人所能发明者，安在吾必不能。触类比量，固不失为一良法。虽然，吾侪慎勿忘格林威尔之格言：‘画我须是我’。吾侪如忠于史者，则断不容以己意丝毫增减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实不相符之解释，致读者起幻蔽。此在百学皆然。而在政治思想一科，更直接有‘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之弊，吾侪所最宜深戒也。”[1]经过晚清民国时期的知识与制度转型，梁启超所告诫世人的毛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成为普遍化的常态。使用大区概念研究区域的社会历史文化，便是典型事例，值得顺时序检讨从无到有发生演化的历史进程。以“华南”为例，以《申报》为脉络，辅以相关资料，即可窥见一斑乃至大体。 一、华南概念的晚出与限定 综合今日较为正式的各种通行说法，华南的概念包括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两种涵义。就自然地理而言，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中国南方”，地理上指秦岭一淮河一线以南中国的广大区域。这种区分包括气候、经济、生产、交通、文化等自然条件，南方属于副热带季风气候以及热带季风气候，以水稻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古时以水路为主要的运输方式。狭义的华南则特指“岭南”，即“五岭以南”。而广义的华南地区除广东、广西外，包括福建中南部、台湾、海南和南海诸岛，以及江西省、湖南省部分位于五岭以南的州县，如衡阳、永州、郴州。就行政区划而言，民间的“华南地区”说法多样，涵盖各异，官方的规定也屡有变更。据称民国时代有的教科书将华南的范围定义为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五省以及海南省和香港、澳门。而依照现在的行政区划和定义，狭义的“华南”通常只指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省、海南省以及香港、澳门。或认为广义的行政区划包括台湾省，海南省全部，福建省东南部，广东和广西，乃至云南省南部和西南部。 上述各种说法内涵外延的不确定性，显示“华南”概念的变动不居，虽有约定俗成，却并非大同小异。而且不少说法本身就是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例如声称广义的华南在古代即指中国南方，似乎古代已经存在华南的概念并具有明确指向，这显然并非事实。无论地理位置还是行政区划，华南都是近代以来人们的认识，而非古代已有华南的特指。换言之，今日被人们叫作华南的各个地方虽然古已有之，但古代却没有用“华南”一词来专门指称。所谓广义的华南指中国南方，似是而非，很容易误导众生。 晚清以前，没有作为特定专有地域指称的华南之说。华南一词的出现，目前查到较早的为1895年出版的《甲午中日战辑》，由“东莞王炳耀煜初辑”，其中提及：“西四月二十六号伦敦特报日：中日议和，据电报所传，内有数条于欧洲颇多关涉。……日本在中国之北，既得旅顺口、威海卫以扼守京邸之海门，又在华南踞守台湾、澎湖以中梗欧华通商之孔道，是不啻双手合抱中国，而屏各国之人为门外汉也。各国能不亟起阻挠，以免日后之大损哉！”[2]《甲午中日战辑》的编著者名王沾辉，字炳耀，号煜初，广东东莞人。1843年生于东莞县官涌乡，是中国礼贤会第一位传道人王元深的长子。王元深是信义宗礼贤会的牧师，妻子早逝，便把两个儿子托付给德国籍牧师叶纳青(Ferdinand Genahr)，让他们在叶牧师于惠州所办的传道学校读书。经过一番周折，开始不好学的王炳耀感悟到生活的艰辛，立志读书上进，成绩很快名列前茅。1866年为传教士，后被聘为香港信义宗巴陵会育婴堂教席，1884年升为牧师。当时伦敦华人建立自理会，在香港建道济会堂，又公推其为司铎。孙中山在香港求学时，每逢主日都要到道济会参加礼拜，听王炳耀讲道。后王炳耀又与温清溪等发起成立劝诫鸦片社。1902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