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5)02-0104-12 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15.02.013 1924年2月，杨荫榆正式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师大)校长。此时的她，新近自美国留学归来，踌躇满志，又深得学生的爱戴，成为接替被学生驱赶下台的前任校长许寿裳的不二人选。[1]但不到一年，在这所已经升格为大学的学校里，学生们又重演了驱赶校长的一幕：她们先是到教育部陈述校长杨荫榆自掌校以来24条罪状，呈请即日撤换；又于次日致函杨荫榆，要求其自动离校，否则将以“最后之手段对待”[2]。这篇态度决绝、语气严厉的宣言，出于不久前还热烈欢迎她的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之手。自此，围绕着女师大学生自治会与校长杨荫榆、教育部长章士钊以及各方利益群体之间，迁延一年有余的女师大风潮就此拉开了帷幕。 迄今为止，对女师大风潮的研究与鲁迅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先生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人民出版社，1978)一书，从革命史的角度分析了风潮背后以鲁迅和学生代表为主的革命力量与杨荫榆、章士钊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间的斗争。作为开风气之先的作品，该书也奠定了女师大风潮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格局。此后也有不少学者将冲突斗争的思路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女师大风潮背后还有教育界内部的派系争斗以及政党间的权力之争。①相对而言，学界对杨荫榆个人的考察则相对较少，基本上是以生平介绍梳理及史料考证的形式展开。⑦其中以日本学者樱庭弓子的《女校长之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一文，最具“了解之同情”，提出杨荫榆与学生“分歧的根本在于时代的差别”，她被认为不适合当校长是由多种因素所致的，“她越忠实自己的职责，就越加深与学生的矛盾”。[3] 女师大风潮大致可以划分为“驱杨”和“反章”两个阶段，以杨荫榆武力驱逐学生出校并由此酿成的“八一惨变”为分割线。“驱杨运动”从1925年1月底持续到8月初，有近七个月的时间，学生自治会与杨荫榆之间的争斗，也经历了互不相让到学生一方力量逐渐占优，并由此占据了主动的转变。以往对这段史事的分析，基本上只采信鲁迅的论述，无论是对事件的描述还是评价，大都只站在鲁迅的立场，而未给另一方杨荫榆以同等的发言机会。即便是引述杨荫榆的言论，也多是为证实其为阻碍进步学生的罪魁祸首。鉴于此，本文希望能够并置女师大风潮中多方力量不同的表达，特别注意杨荫榆言论的收集，解读其在女师大风潮中扮演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风潮背后产生的原因。 一、女师大与女校长 在近代中国大学史上，大学并不完全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与学校历史传统与文化交织在一起，有着各自独特的风格。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行事方式以及性情能否与大学的品性相合，更是影响到该所大学的实际走向：如果两者相合，学校大多会渐渐呈现出一番新气象，比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张伯苓之于南开大学；而如果两者不甚相合，则校园风潮往往极易发生，一般的结局或是教员学生驱赶校长或校长开除闹事学生，比如罗家伦之于清华大学，杨荫榆之于女师大。校园风潮对大学的影响，其负面作用毋庸置疑，但若想探究原因，分清责任，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黑即白就能辨明，时局、人事关系，到各方背后的观念冲突，甚至是偶然事件的相互作用，都是要考虑的范围。换句话说，只有在厘清史实，认清事件的多重复杂性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对史实的解释和学理阐扬。 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8年建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该校最初是为培养女学教习而设，民国后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4月再次更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府。1924年5月，教育部发布训令批准女高师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并任命杨荫榆为女师大首任校长。在许寿裳任内(任期1922.7-1924.2)，女高师完成了“改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但还未等看到女师大宣布成立，他便被学生赶下了台。 在女高师几任校长之中，许寿裳的任期相对而言并不算长③，但正是他把女高师“从一个相当于中学的学校改为专门以上，从那些设备简陋到规模略具”，可谓劳苦功高。[4]123但他任职不久，女高师学生即于1923年7月发起驱逐校长运动，并提议由新近回国的女高师原学监杨荫榆接任。④女高师部分学生为了催促许寿裳离职，甚至不惜恶言相向。[5]从平日的性格来看，许寿裳与学生的关系显然还没有到如此剑拔弩张的地步。周作人就曾评价过他是“一个大好人”，只是对于学生的要求“总是迟疑不决”，即便“到后来终于依了要求，受者一点都不感谢，反而感到一种嫌恶了”。[6]343许广平也承认许寿裳本是“没有什么瑕疵”，被逐不过是“欲加之罪”，即“大艰难的成绩不在意，却从极小的不留心到的地方寻瑕求疵”。[4]124 与此同时，杨荫榆自美国学成回国的消息也开始在校内各处流传。欢迎杨荫榆也就成为学生迫使许寿裳下台的一个筹码。女高师的学生之所以希望杨荫榆可以掌校，主要出于两点考虑，一是她与女高师素有渊源，曾担任过舍监的职务，颇具威信且深得学生喜爱；二是以女子出任校长，开女界之先声，符合女权论的潮流。[7]许寿裳辞职后曾推荐杨荫榆继任，也有过类似的表示，“以为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况且美国是杜威的家乡，学来的教育一定是很进步的”[6]343。许广平也承认，“关于她的德政，零碎的听来，就是办事认真、朴实，至于学识方面，并未听到过分的推许或攻击，论资格，总算够当校长了，而且又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的女子做大学校长，是多么荣耀呀!”[8]296自“五四”后，因留学经历或专业学习经验而带来的“新派”标签也已经成为衡量校长是否称职的标准。常道直在分析学校频发风潮的原因之后，就曾提出了要使“教育趋于职业化”的问题。他希望可以将真正有志于以教育为职业者组成全国教育界的同业联合会，只有具有专门学识、经过专业的教育的训练和经验者才准许加入。[9]此种办法最大的效果在于强调教育是一种专门的职业，只有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之后才有从业的资格。如果以此作为标准，杨荫榆无疑有着相当辉煌的专业履历。自1902年起，她先后就读于锡金公学、苏州景海女中、上海务本女学堂。1907年被江宁学务公所派遣为官费留学生，入日本青山女子学院学习，后又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博物科学习。1913年，任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教务主任。1914年，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学监及数理教员。1918年，即被教育部选送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1923年获教育硕士学位后回国。[10]92-98可以说，早年的教育实践经验，又曾有专业的教育学研究经历，再加上留学美国的学术背景，都是杨荫榆获得众人青睐继任校长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