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学术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它不仅是“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民族国家思想状况、价值观念、形象认同的综合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因此，要高度重视话语体系建设，在融通转化的基础上实现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优势真正转化为理论优势、话语优势。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建构符合高等教育话语逻辑的制度体系、行动方式，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关涉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重大历史挑战及重要现实问题。 一、重拾遗失的话语权：从文明古国的衰落到当代大国的复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拥有系统的话语体系，掌握较强的国际传播能力，与其自身的强弱兴衰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把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在人类文明精神取得重大突破的轴心时期(公元前8-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希腊等文明古国出现了很多光耀千古的宗教界或哲学界伟人，产生了人类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创立了世界宗教之源端。中国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次飞跃，毫无疑问都要回到这一时期，至今一直靠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思想、概念、范畴及其话语体系而生存，或重新燃起精神的火焰。 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陈列展览时，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1]。其核心目标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途径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弘扬民族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施手段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2013年9月，他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的伟大战略构想，提出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五通”举措[2]，这也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带给当代我们当今如何再次走向大国复兴之路的新的灵感和精神焰火。 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繁荣发展或再次复兴过程的实质就是对人类传统文明的理性审视和自我超越的过程，离开了这个基本逻辑，所谓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就会成为空话，失去根基，失去现实参照物，进而导致这个民族或国家思想文明体系出现先天不足或重大缺陷。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的第二个重要时期(14-18世纪)，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期间，欧洲出现了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休谟、康德等标志性人物。此时的中国却再也没有出现轴心时期同样的辉煌，基本没有出现能够掌握世界话语权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家，由此衍生了至今没有定论的著名的“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在近代中国产生”的“李约瑟难题”。伴随着两方国家工业革命与社会政治经济的蓬勃发展，旧中国人民经历的却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史和血泪史，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何来奢谈掌握怎样的话语权？ 当然，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繁荣发展，既需要在物质生产领域掌握相当的话语权，还需要在物质生产、思想创造与教育繁荣之间进行合理转换，把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引导到教育科学的理性发展轨道上来。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并显著增强了政治影响力。然而，尽管此时高等教育规模实现跨越式发展，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却在2005年提出至今无解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因为我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之问”最可贵之处在于提出了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这从根本上涉及了现代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富强实现的大格局：如果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所以才“冒”不出杰出人才的话，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构建培养创造发明型人才的培养模式，并提供创新创业型人才发挥作用和脱颖而出的机制呢？美国思想家加尔布雷思指出，“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3]这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除了物质的丰富和满足，还需要文化和教育的繁荣与强大。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方面，更是体现为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尤其是思想文化领域掌握话语权的大师辈出。 二、建构高等教育话语权：从历史审视到自我超越 一般来说，强势文明体的知识传播总是单向度的，弱势文明体由于自身的弱者地位，常常会被动地吸收与接受强势文明体的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与价值观念。美国科学社会学家R.默顿20世纪30年代最早关注到世界科学发展与高等教育中心的相互关系，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首次研究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英国科学家贝尔纳在50年代首次提出“科学活动中心”概念，描述了近代以来科学活动中心在世界范围内转移的情况。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则在1962年系统提出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说。他认为，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发生了五次转移：意大利(1540-1610年)、英国(1660-1730年)、法国(1770-1830年)、德国(1810-1920年)、美国(1920年至今)。每个国家的科学兴盛期约为80年左右。美国学者本·戴维于1971年首次探讨世界高等教育中心(高深知识或学问)的转移现象。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与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两者的共存时间和周期也是大致重叠的。从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发展进程看，一个国家成为高等教育强国的标志是拥有一批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大学、一流的学科成果与学术系统的强势话语权。因此，高等教育强国的实质就是拥有一流的大学、一流的人才与一流的成果，这样才能成为世界科学活动的生产中心和传播中心，才能掌握世界思想文明的话语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