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回日期：2015-06-2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5)04-0038-17 [DOI编号]10.13851/j.cnki.gjzw.201504003 进入21世纪以来，亚洲的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同时，各种安全矛盾与冲突也对亚洲的稳定发展构成挑战。地区安全合作滞后于经济合作的现实使亚洲国家开始思考建构或完善亚洲安全架构问题。一个运作良好的地区安全架构应当包括几个要素：第一，成员国应覆盖地区多数国家，代表最广泛的地区安全利益；第二，适应地区的安全形势与特点；第三，理念具有代表性，机制具有有效性，决策具有权威性，行动具有务实性。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于1992年10月5日在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倡议成立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会议”)囊括了亚洲次区域主要国家，其中不乏一些地区热点国家，在地区安全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成立20多年来，亚信会议在促进亚洲和平与合作、增进成员国相互了解与信任、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促进区域交流与合作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可以认为，亚信会议是保障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国际论坛，其安全合作理念、合作实践可为构建亚洲安全新架构提供有益启示。 一、安全挑战：亚信会议安全合作的动力 亚信会议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所处的亚洲地区，当前正面临一系列复杂和严峻的安全挑战，包括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亚洲地区，既存在着冷战时期形成的安全和军事上的结盟与分裂，也存在着二战和冷战遗留的领土与海洋权益等方面的问题，同时还面临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 第一，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已经成为亚信成员国面临的共同安全挑战。这些安全威胁没有国界之分，各方利害相同、祸福与共。目前，亚洲已成为恐怖活动最猖獗的地区。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全球共发生恐怖事件2 383起，亚洲地区则高达1 794起，占全球恐怖事件总数的75.28%。①此外，“圣战萨拉菲”等思潮不仅鼓动极端势力在中东国家掀起一系列暴恐活动，而且还扩散到与中国相邻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中亚国家。中东变局、美国和北约联军从阿富汗撤军的外溢效应也加剧了中亚、南亚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原本在海外活动的恐怖主义势力向中亚腹地回流，与已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具有稳定基础的“伊斯兰解放党”及在费尔干纳盆地活跃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遥相呼应甚至相互勾联，使中亚国家的安全风险上升，反恐、反极端主义的压力随之加大。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势力在亚洲的活跃，既严重危害各国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经济发展，也波及中国在当地的经贸投资、能源合作以及企业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还加剧了中国西部地区安全环境的恶化。共同的安全挑战需要亚信会议国家携手合作，共同应对。 第二，毒品种植与贩卖、武器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以及由地区冲突引发的难民问题对亚洲地区构成安全威胁。这些非传统安全挑战具有较高的联动性，需要亚信会议国家探寻综合性和一体化的应对方案。以毒品种植与贩卖为例，阿富汗是世界上第三大鸦片生产国，根据联合国毒品犯罪署(UNODC)报告，阿富汗鸦片种植面积已连续三年增长，2014年增长了7%；自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以来，阿富汗鸦片产量增长了40倍。②此外，中亚、南亚地区成为阿富汗毒品贩运和消费的主要地区，从阿富汗非法武装和恐怖分子到中亚、南亚的“三股势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都利用制毒、售毒、贩毒获得巨额资金，以招募恐怖分子、经营恐怖组织和营地、购买各种现代化先进武器、策划并实施恐怖袭击以及组织相关的煽动蛊惑活动。近十年来，阿富汗毒品通过巴基斯坦和中亚国家向中国新疆渗透，中国境内也出现毒品犯罪与恐怖主义沆瀣一气的状况。尽管中亚国家建立了禁毒中心，但遏制毒品走私必须与防范其他非传统安全威胁相联系，需要在亚信会议框架下加强地区国家间的沟通协调，寻找综合治理之道。 因地区冲突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及难民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综合性安全挑战之一。传统安全威胁容易引发人道主义灾难与难民问题，一旦难民跨越国界进入邻国会造成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流行病防控、资源利用等问题都需要难民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共同治理。以阿富汗难民为例，截至2015年4月，仅巴基斯坦一国，登记在册的阿富汗难民人数已高达161万，另有100万阿富汗难民待登记注册。③大规模难民问题是巴基斯坦政府和阿富汗政府定期磋商的重要内容，但由于阿富汗局势不稳以及其他原因，双边层面解决难民问题的资源并不丰富，急需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介入。 第三，缺乏合作使亚洲安全挑战日益严峻。首先，东亚和南亚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不断。东亚地区因历史原因形成的领土、领海争端长期存在，近年来集中爆发又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特别是俄日“北方四岛”之争、日韩独(竹)岛之争、中国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国的海洋岛屿之争等，对地区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值得注意。此外，泰国与柬埔寨、中国与印度、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领土争议。其次，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大国战略互信与合作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导致彼此误判的可能性增加。奥巴马政府将“关注”亚太的重点置于安全领域，全面加大“战略投入”，给亚洲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导致中俄等国对美国的言行产生疑虑；另一方面又使部分存在疑华、恐华心理的亚洲国家进一步接近美国，从而导致亚洲国家相互对立，彼此失和。中国已切实感受到美国重返亚太带来的安全压力，俄罗斯也担心美国重返亚太与北约无止境“东进”对其形成双面夹击之势。大国之间战略互信不足势必对东亚、南亚地区安全稳定构成威胁。再次，中亚国家之间在资源利用方面的冲突与边界划分问题，则是缺乏合作引发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典型案例。油气和水资源的分布不均、利用失衡常会引起中亚国家之间的冲突，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费尔干纳地区边界划分上一直争议不断，再加上费尔干纳盆地极端势力的影响以及三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极易激化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