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国际关系中永恒的难题。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因而缺乏任何公共权威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主权国家担心其他国家的“搭便车”行为会造成不均衡的收益，对自身地位构成威胁，从而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① 霸权国在世界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权力和威望，使其具备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同时，霸权国能够通过自由的世界经济体系获得特殊的利益，保证了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动力，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但是，当国际体系进入艰难时期，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条件发生变化时，霸权国如何管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是一个仍待研究的问题。 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霸权稳定论”对霸权国和稳定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开创性的分析。霸权国维持稳定开放的国际体系，能够让霸权国和其他成员国共同获益。但是，当霸权体系出现危机时，国际体系就进入体系失衡状态，霸权国利益与稳定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③霸权国陷入美国罗德岛大学阿瑟·斯坦(Arthur Stein)教授所说的“霸权困境”：霸权国要么追求绝对获益，维持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要么采取追求相对获益的重商主义政策，由此可能导致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衰退。④从维持义务与资源的平衡的角度，⑤吉尔平提出霸权国可以选择两条行动路线恢复体系的平衡：其一是寻求资源的增加，用更多的资源保持霸权地位，承担霸权义务；其二是减少现在所承担的国际义务。⑥ 以“开放经济政治学”为代表的第二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者从国内政治视角出发，强调国内利益联盟变化和政治制度差异对艰难时刻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一类研究强调国内利益联盟在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偏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危机的压力之下，国内的强势利益集团会游说霸权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政策。⑦另一类研究则强调国内政治制度对危机情境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⑧ “霸权稳定论”和开放经济政治学者都忽视了霸权国可以通过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转化，重新分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成本—收益来捍卫霸权利益。其实，在战后的国际体系中，美国曾周期性地采用双边协定网络的方式临时替代业已形成的基于委托—代理的多边治理体系来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从授权国际组织的委托—代理形式转换为临时性的双边协议网络形式，是霸权国重新调整霸权利益实现方式的结果。在国际经济体系危机的冲击下，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霸权国通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形式的转换增加国际公共产品的排他性，更加精细化地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服务于霸权利益。 本文以霸权国提供国际最后贷款这一国际公共产品为例，主要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收集解密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会议记录、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U.S.GAO)审计公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文件和相关文献，进行案例分析，进而对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形式及其转换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排他性操作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形式转换 理解霸权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政治逻辑，首先需要清楚地界定国际公共产品的性质及其供给方式。如果只将“纯公共物品”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限制了国际公共产品的讨论范围和理论深度。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萨缪尔森所界定的公共物品是“纯公共物品”，而完全由市场来决定的产品是“纯私人物品”。现实世界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商品，可被称为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⑨公共物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公共物品，即同时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如环境保护、跨国传染病防治等；第二类公共物品的特点是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但却可以较轻易地做到排他，如发展援助、会员性的国际组织等。有学者将这类物品形象地称为俱乐部产品；第三类公共物品与俱乐部产品刚好相反，即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但是却无法有效地排他，如温室排放等。有学者将这类物品称为共同资源。俱乐部产品和共同资源产品通称为“准公共物品(Quasi-pubic Goods)即不同时具备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纯公共物品会面临“搭便车”问题，因此，需要通过选择性激励机制维系供给行为补偿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公共池塘资源则会出现消费拥堵现象，需要通过选择性惩罚机制维持消费秩序。 解决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如何将公共物品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私人物品。无论是激励机制、惩罚机制、强制课税还是监控策略，实际上都在降低物品的公共性，或者将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进行捆绑，从而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⑩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公共经济学家肯尼斯·戈尔丁认为，可以通过“选择性进入”的供给方式，改变公共物品的性质。私人完全可以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同时，采取排他性措施，将“平等进入”的纯公共物品变成“选择性进入”的俱乐部物品。(11)公共物品的私人提供者便可以通过这种排他性的技术安排，收取使用者费用并控制供给成本，保证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在国际关系领域，霸权国正是通过一定程度的排他性操作，将“平等进入”的纯公共物品转化为俱乐部产品以获得选择性激励，维持国际公共产品的持续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