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学界有关美国是否正在衰落及其战略选择的争论再次凸显。事实上，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论在历史上曾反复出现，即使在美国即将赢得冷战胜利的时刻，对这一话题的讨论也仍未停止。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曾经指出，衰落主义提供了三个观点：其一，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美国在经济领域正在衰落；其二，经济权力是国家力量的核心要素；其三，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主要是因为军事开支过多造成的。①亨廷顿所指出的第三个观点与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的观点不谋而合，即帝国过度扩张使其无法继续维持在海外的战略承诺。②扩张与收缩、兴盛与衰落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帝国对一些核心地区的战略承诺始终处于变动中。历史惊人地相似，美国如今也面临着这一困境。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深陷中亚和西亚的泥潭，耗费了大量的资源，呈现出明显的过度扩张态势，迫使其进行战略调整。美国将有限的战略资源聚焦于亚太地区，在全球层面则维持了一种战略收缩的态势，这将对未来亚太秩序带来深远的影响。③ 在西太平洋地区，中国正在快速崛起，日本和美国的实力则在相对下降。亚太秩序面临着变革的契机，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则首当其冲。随着外部压力的增加，美国的盟国亟需更多的安全保护，要求调整亚太联盟体系的呼声逐渐上升。那么，未来美国是否有能力兑现其对盟友的承诺？美国解决战略难题的措施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如何管理其亚太联盟体系。因此，有必要系统考察美国亚太联盟转型的过程和措施，理解其解决亚太联盟体系中战略难题的逻辑。本文认为，美国的战略是推动其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在此基础上，坚定地增加对盟友的承诺，给予其战略再保证。然而，在相对衰落的前提下，美国可能没有能力兑现其盟友骤然增长的战略承诺。对于这一困境，本文称其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承诺难题(commitment problem)。 一、美国亚太联盟转型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以双边军事联盟为基础的轴辐体系，这成为该地区安全秩序的支柱。④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联盟体系是亚太地区秩序稳定的重要因素。及时调整与盟友间的关系，使之维持一种动态的平衡，这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一以贯之的战略。对美国而言，亚太战略的底线是杜绝相关国家通过武力改变现状，进而威胁到其地区主导权。作为维持现状国家，在朝核问题、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等议题上，改变现状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其极力避免这一事态出现。面对复杂的议题，美国需要针对具体的议题调整其亚太联盟体系。 (一)联盟体系转型的要求 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分界点，亚太地区秩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亚太秩序的主要行为体——中国、美国与美国的盟友——的实力升降显著，各国心态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实力对比的转换和心态的波动，使得亚太地区的局势逐渐复杂化。总体来说，促使美国推动其亚太联盟转型的因素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日、中美之间力量对比与中国外交风格的变化。21世纪以来中国地位的上升成为影响中美日三边关系和亚太秩序的关键因素。在经济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4年中日美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分别为4.99万亿美元、5.04万亿美元和14.42万亿美元，而到了2013年，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则变为9.24万亿美元、4.19万亿美元和16.7万亿美元。⑤同时，中国的军费开支大幅超越日本，并且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随着三国实力对比态势的急剧变化，中国的外交行为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这一调整往往被海外战略分析家称为“强势”(assertive)。事实上，这种变化包含了更多内涵，很难简单用“强势”来概括。第一，中国的外交理念发生了转变，领导人更加奋发有为，更加注重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第二，使用国家力量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意愿增强。中国在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上使用国家力量时更加自信，捍卫国家利益的意愿更加坚定，不再畏首畏尾。第三，更加强调规则的制定权。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强自身在国际规则中的话语权，例如，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在南海问题上提出双轨思路等，以至于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对中国谋求在亚太地区制定规则深表忧虑。⑥第四，更加注重国际法的作用。例如，面对菲律宾向联合国国际海洋法法庭递交南海主权仲裁请求，中国政府发布立场文件，以回应菲律宾的主张。⑦ 其次，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要求。奥巴马上台后着手调整美国的大战略。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战略主张，不管是重返，还是转向，抑或再平衡，都体现出美国在这一地区面临的战略困境。⑧其首要表现就是战略资源的减少，这意味着美国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有限的战略资源，抗衡强势崛起的中国。当前，囿于国内战略资源的供应不足，美国必须仰仗盟友的支援方能制衡中国。奥巴马屡次声称美国要有战略耐心，要坚持战略克制；同时不得不承认并非每个问题都需要借助于军事手段。⑨为此，美国积极鼓励盟友承担责任，为其排忧解难。这要求美国在制度上理顺与盟友之间的关系，推动亚太联盟体系的全面转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曾经撰文论述美国的外交战略，她指出，“我们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等条约盟友是我们向亚太战略转向的支点”。⑩事实上，美国国会控制军费开支的举措与奥巴马政府全球收缩、亚太增兵的战略在目的上是一致的，都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美国进行的战略纠偏行为。尽管美国并没有绝对衰落，但其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亚太联盟转型已经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