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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经验主义和胡塞尔现象学所开创的维也纳传统新方向对哥德尔产生重要的影响。卡尔纳普和哥德尔都倾向于柏拉图主义的立场。卡尔纳普指出胡塞尔的“本质观视”概念是一种指向“无时间的本质”的经验方式。哥德尔是数学柏拉图主义者，主张不叙述历史。卡尔纳普和哥德尔不同之处在于，卡尔纳普对语言形式化及其结果做唯名论和约定论的理解，将数学与逻辑的公理理解为一种人类智力的发明而非发现。哥德尔指出，胡塞尔现象学观念论为他客观主义立场找到了一个认识论的基础，两人方法论的共同特征是“直觉逻辑主义”。但是，哥德尔将观念直观“顿悟”的体验视作一种尚未获得、但可以追求的境界，用“精确”来表达自己的哲学理论追求，并且证明精确的完备性是不可能的。在胡塞尔那里，观念直观是一种对思考对象之本质的领悟，现象学属于意识哲学而非身体哲学，他始终将哲学对真理的观念化的指明称作“严格的”，而且严格的完备性被胡塞尔指明为是可能的。哥德尔哲学上的敏锐性足以引导他发现可证性和真理之间的差异，但还不能够促使他认识到真理的“严格”而不“精确”。
del，1906-1978年)的思想关系有些类似于他与沈有鼎(1908-1989年)①的思想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而非交互的影响，即胡塞尔对哥德尔和沈有鼎的单方面影响。与此相关，在论述这两人与胡塞尔的关系时，我们只能将他们的名字放在胡塞尔的前面，因为我们需要讨论的主要是他们思想中受胡塞尔影响的那个部分而非反之。②在受胡塞尔影响的问题上，两人与胡塞尔的关系也有相近之处：胡塞尔对他们影响主要表现在观念直观的思想方面。③当然这个影响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对观念直观可能性的承认，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对观念存在的承认，亦即对观念论本体论立场的持守。 (二)在摩拉维亚地区诞生的最重要三个思想家无疑应属胡塞尔、弗洛伊德和哥德尔。他们三人都做出了某种奠基性贡献，而且都处在维也纳传统的影响下。所谓的维也纳传统，在这里是指从马赫、布伦塔诺起始，一直延伸到施通普夫、马尔梯、迈农、胡塞尔、石里克、卡尔纳普，乃至波普、舒茨等人的反形而上学和重直观经验的哲学发展脉络。这个脉络在马赫那里意味着感官心理学的基本出发点和感觉分析的方法，在布伦塔诺那里意味着强调表象的经验心理学立场和分析描述的手段，在胡塞尔这里意味着现象学直观的奠基原则，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等同于现代经验主义。事实上，不仅弗洛伊德，而且维特根斯坦也都在某种意义上隶属于这个传统。④在现代哲学史上，它作为奥地利传统(维也纳、布拉格、格拉茨)的代表，一方面对立于普鲁士的观念论传统(耶拿、莱比锡、柏林)，另一方面也有别于英格兰的彻底经验论传统(剑桥)。 逻辑经验主义与胡塞尔现象学都对这个维也纳传统有所改造。这些改造可以简单概括为：前者着力于对经验因素之外的逻辑因素的强调，后者则通过观念存在及其直观可能性的确立而为直观赋予了新的含义。关于胡塞尔与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石里克的思想关系，包括他们哲学意向、哲学目标与风格、哲学论题与方法之间的一致性和在观念直观问题上的差异性，笔者此前已撰文专门论述。[5]4-11这里对哥德尔与胡塞尔以及卡尔纳普思想关系所做的研究，实际上是前文的问题讨论的延续。 众所周知，这两个学派开创的维也纳传统之新方向曾先后对哥德尔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他在20世纪30年代曾受到过维也纳学圈的一定影响，在50、60年代则基本处在与卡尔纳普和胡塞尔的思想绞缠之中，最终则是彻底地站到了胡塞尔现象学观念论的立场上。⑤ 而就胡塞尔这方面而言，于1900-1901年发表《逻辑研究》之后，他受聘到哥廷根大学任教，随后展开的现象学运动将胡塞尔引领下的慕尼黑学派和哥廷根学派转变为慕尼黑传统和哥廷根传统。自1916年之后，这个传统也被胡塞尔带到弗莱堡，弱化了甚至取代了此前在那里发挥重大影响的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德意志学派传统。 (三)哥德尔是胡塞尔的同乡，出生在摩拉维亚地区的首府布吕恩⑥，毗邻胡塞尔的出生地普罗斯尼兹⑦。当时这里还属于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的另一位同乡、与胡塞尔一样是布伦塔诺学生的托马斯·马塞里克于1918年将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组合为一，建立起独立于奥地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并成为其第一任总统。哥德尔觉得这里不再是自己的家园，因而于1923年接受了奥地利的国籍，并于次年来到维也纳大学注册学习理论物理学，而后转向数学和逻辑学。他在大学学习的一开始就参加了由石里克组织的“维也纳学圈”的活动，其间受到这个学圈成员(如石里克、塔斯基、卡尔纳普等人)及其对话的一定影响，尽管这种影响更多表现为：哥德尔作为“沉默的反对者”借此而得以了解和熟悉自己思想的对立面。[2]76-77他在1946年写给自己母亲的信中曾说：“事实上我不是一个积极的石里克小组的成员。我在很多方面甚至直接反对它的主要观点。”[3]87 胡塞尔的现象学在当时已经成为显学，并且在学圈内部受到讨论。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哥德尔当时便了解胡塞尔的思想，但也很难设想他那时会对胡塞尔一无所知。尤其是他的圈内朋友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年)受胡塞尔的思想影响颇深。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分析研究而将胡塞尔称作“青年卡尔纳普的未知大师”⑧。事实上，还在石里克与维特根斯坦于1927年初次会面之前，卡尔纳普便已经于1924年夏季学期至1925年夏季学期的三个学期里在弗莱堡旁听过胡塞尔的高年级研讨课。⑨他与哥德尔和胡塞尔的关系将会是我们这里的讨论不断涉及的话题。 (四)卡尔纳普的大学生涯有几年是在耶拿度过的，其间他还听过戈特洛布·弗雷格的课程。关于弗雷格的影响，卡尔纳普在其《世界的逻辑建构》1961年的第二版前言中写道：“由于戈特洛布·弗雷格(我在耶拿曾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不过他直到死后才被人们公认为一位杰出的逻辑学家)的影响并通过对罗素著作的研究，我认识到数学对于知识系统的构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数学之纯粹逻辑的、形式的性质，正是由于这种性质，数学才得以独立于实在世界的偶然性。这些见解成为我这本书的基础。”⑩因此，就其在弗雷格和胡塞尔那里的学习背景而言，卡尔纳普应当比哥德尔更有偏向于柏拉图主义的理由。即使这一点并未成为事实，但至少也可以说明，在维也纳学圈里，哥德尔当时并不算是“藏在实证主义者中的反对派”[2]76，或者说，他并不算是维也纳学圈中唯一可能的数学柏拉图主义者或数学实在论者。(11)而卡尔纳普对于观念论的宽容乃至偏向或许是哥德尔与他保持长久联系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