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已经成为社会和消费者关注的焦点问题。食品安全的危机不仅对日常生活和公民健康造成巨大威胁，也产生食品系统和一般社会系统的信任危机问题（格物，2007；叶志刚，2008；徐成德，2009；唐钧，林怀明，2009）以及外国品牌、资本进入甚至蚕食中国市场（崔明、郑刚，2006；丁洪先，2011）等诸多社会影响。作为直接受害人，消费者成为需要集中关注的对象。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多数时期，消费者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消费者行为研究（戴丽娜，2012）。21世纪以后，消费者权益保护研究在研究比例中有所下降，消费者行为研究成为主要的研究问题。戴丽娜进一步认为，这是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已经进入了法制化、组织化、系统化和常态化的轨道，消费者权益概念已经得到了广泛普及，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也有所加强。 不过，消费者行为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消费者在寻找、获得、评定和处理希望能满足其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经济活动”（司金銮，1996）。对消费者行为的实证主义研究更多的将消费者视为“消极、被动的客体”。尽管，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实证主义范式更为强调消费者具备对消费环境进行诠释与建构的能力（晏国祥、方征，2006）。但是，消费者行为研究最终仍然是关注面对市场的消费行为反应。而进入21世纪，日益严重的食品安全危机提示我们，消费者面对市场和权力仍然是一个弱势群体。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而不是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者，面对这种食品安全的系统危机，消费者会做出什么应对和反抗？消费者的社会运动和维权是否就是消费者行动的唯一可能？在这些轰轰烈烈的、正式组织的集体行动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容易被忽视的消费者行动存在？ 一、消费者行动研究的实践视角 关于消费者行动，长期以来我们关注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相关行动。这在消费者研究中长期居于重要地位（戴丽娜，2012）。比如，消费者运动、消费者组织和消费者维权，等等。近些年，消费者维权成为主要关注问题，学者们开始将消费者维权与公民权和公民社会等联系起来（夏建中，2003；沈原，2007a；陈鹏，2009；林晓珊，2012）。但是，对于本文而言，这种对消费者行动的研究可能忽视了其他可能性。 在分析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斯科特提示我们：农民研究过多关注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斯科特，2007：前言）。在这些运动、革命和反抗中，农民是失语的。实际上，农民很少参与这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这是由于在农民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基于“生存伦理”的“安全第一”原则（斯科特，2004）使得他们不会轻易采取反叛和参与革命。斯科特建议，应该更多地关注那些“日常生活中的反抗”，他称之为“弱者的武器”的那些反抗行为，而非革命。区别于革命活动的是，这些日常的反抗行为是“非正式的、通常是隐蔽的”（斯科特，2007：39）。他认为，有必要去聆听农民的经验、范畴、价值观和他们对环境的理解。这种把农民视为“行动者”，聚焦于农民“经验”的现象学研究基于两个主要原因（斯科特，2007：50-52）：首先，结构主义的阶级研究过于“简约化”，完全限定了行动者的“反应方式”。斯科特则强调，“人类行动者可以在其中建构他们自己的反应，形成他们自己的阶级经验和他们自己的历史”。其次，阶级不能完全穷尽社会行动的解释空间。阶级与族群、宗教和地域等处于多重认同的斗争之中。这种多重社会认同结构使得地主和农民的阶级斗争变得非常复杂，甚至会在一定境况下弱化阶级斗争的残酷性。 基于这种实践研究的立场，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就像革命之于普通农民一样，将消费者行动仅仅理解为消费者组织、运动或维权是否忽视了这种行动的风险和成本可能并不是普通消费者可以承担的？在中国的消费者行动中，为什么日常生活中面对系统的食品安全危机，消费者并不总是通过消费者组织和消费者运动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那些最日常的、最普遍的消费者行动方式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和评价这些消费者行动方式？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通过对2个H市的社区（一个大学和一个国有企业的单位社区），以及针对具体的消费者行动通过滚雪球的方式获得访谈对象展开深入访谈。传统的国有企业单位社区居住者多为原有的国有企业普通职工以及居住在这些老街区的城市普通市民，而大学的单位社区居住者主要是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和接近中产阶级意识和收入的市民。一定程度上，这两种社区的居住者应该可以代表中国城市普通公民的风险意识与面对风险的个体反应。研究者发现，这些普通消费者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总是采取积极维权的方式，而是更多地采取了回避风险的策略。基于这种发现，本文概括出三种消费者行动策略：基于系统信任的行动策略、基于传统（或地方化）信任的行动策略和个体化行动策略。 二、基于系统信任的消费者行动 卢曼认为，系统信任是一种相对人际信任的信任。面对环境复杂性，系统的功能必要条件就是化简其复杂性，以系统的内在确定性代替环境的不确定性（卢曼，2005：35）。分化的、复杂的现代社会系统中，系统信任通过对譬如货币、真理和权力等交往媒介的信任得以实现。吉登斯也强调现代社会的信任表现为对抽象体系的信任。“现代性制度的特性与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特别是专家系统中的信任）紧密相关”（吉登斯，2002：73）。吉登斯进而强调，脱域机制（符号机制和专家知识体系）有助于促进时空伸延。 食品安全危机带来的一个社会影响就是消费者对专家（知识）、政府（权力）和市场产生系统信任危机（冯仕政，2004；欧阳海燕，2011；周莉，2014）。但是，系统信任危机产生的结果并不必然是拒绝信任，而是选择了一种“回避”但又坚持系统信任的姿态。这种矛盾态度在消费者行动中有不同的表现，包括转向全球化系统信任、本土化的系统信任和对新的食品理念（另一种专家知识）的信任。 （一）全球化的系统信任：以海淘为例 食品安全危机产生系统信任危机并不必然表现为消费者不再对吉登斯所说的“抽象体系”付出信任。相对应的一种选择是，消费者开始“用脚投票”，转向一种全球化系统实现安全诉求。在吉登斯看来，全球化最关键的是“跨越时间和空间”，即“时空伸延”，“不同的社会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连接方式，成了跨越作为整体的地表的全球性网络……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吉登斯，2002：56）。这种时空伸延通过大众印刷媒介和电子通讯不断实现，将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并成为现代性脱域机制和全球化趋势的工具（吉登斯，1998：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