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中,任何一门学科都会书写自己的历史。学科史讲述一门学科起源与发展的故事,内容上包括不同时期基本的理论、方法和学派的进展。不仅是学科形象的自我表达,更是提供学科集体认同的重要领域。对于学科实践者而言,他们由此熟悉了学科的创立者(founders)和贡献者(contributors),以及他们的事迹和成果。在今天的社会学教学大纲中,西方或者本土的社会学史成为必修课程。 虽然存在大量的学科史文献,但是对学科史的书写方法或者研究方法的讨论却存在不足。许多文献甚至隐去研究方法这一章的内容,直接对历史进行不同形式的呈现。这种隐身并不难理解,因为社会学理论主导了学科史的内容,而理论本身并不像经验研究一样存在具体与标准的操作化流程。但是,即便是对理论的历史呈现,也存在一定的方法论特征。本文便从方法与政治两个方面,讨论不同取向及趋势的学科史书写,以及它们对非西方社会学理解这门学科和梳理自身历史所构成的挑战。 一、学科史的政治:一个充满张力的领域 因为学科史具有提供象征意义与学科合法化的功能,这注定了它不是一个平静的领域。一方面,通过历史来塑造学科的集体认同,是每门学科的常规方法,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学科认同并不意味着它有效的凝聚了内部的所有共识。竞争与矛盾、分歧与冲突、选择与放弃,一定程度上对学科史的书写构成了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学科史并不只是对过去的书写,它也受到当代社会变迁与思潮的影响。 伍尔夫·勒朋尼斯(Wolf Lepenies)和皮特·维嘉特(Peter Weingart)注意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历史受到关注,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历史中断(discontinuity)观念的流行;其次是对学科专业化发展造成子学科与学科结构调整的历史分析的需要;最后是社会变迁与学科形象所发生的变化。自1960年代以降,大部分社会和行为科学的自我形象(self-image)都经历了实质性的变化。西方文明的进步信念减退,伴随着怀疑主义情绪的高涨,许多学科的自信心也降低了。对学科的“再历史化”(re-historicization)成为一种必要的回应。过去在主流科学发展中受到忽视和隐藏的领域被重新挖掘,学科认同亦被重新阐释。并且,描绘学科发展的语言也发生了变化,那种半自然增长的叙事(quasi-natural growth)被政治冲突的词汇取代了(Lepenies & Weingart,1983)。希欧多尔·波特(Theodore Porter)和多罗希·罗西(Dorothy Ross)也有类似的观点,1960年代激进主义的社会思潮,使学者开始重新思考在技术专家(technocratic expertise)与科学主张背后,社会科学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在此情境下,社会科学的历史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Porter&Ross,2003)。可见,学科史并不是对静态的学科过去的描述,它还成为一种当代的“需要”。 但是,社会学的学科史却呈现了一幅颇为吊诡的画面。在社会学的历史(the history of sociology)中,历史通常意味着理论。社会学的历史也变成了社会学的理论(theories of sociology)。这种局面甚至反映在学者的职业认同中,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1966)指出,大部分“社会学史”的作者,都将自己称为理论家,而不是历史学家。作为后果,社会学的历史被当成了社会理论的历史。这种理论化的历史,是以历史感的缺乏为代价的。罗伯特·默顿(Robert L.Merton)(1967)曾批评,即便是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存在建立理论系统(the systematics of theory)与历史的拙劣混合。对过去理论的批判性总结,辅以主要理论家的简短生平,构成了理论分类的内容,也被当成了社会理论的历史。 在一些大纲性的教材或者理论专著中,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社会理论的结构(Turner,1997)、主要社会学思想家(Stones,1998)、社会学思想(Swingewood,2000)、社会学的传统(Collins,1985)、社会学的范式(Ritzer,1974)和社会学的主要思潮(Aron,1965)等等。社会学的遗产根据不同的标准被塑造和再造,理论家与理论的系统分类集合成一段历史,这种集合同时又是生产和制造“经典”(canon-making)的过程。其中,对某个理论家或者理论的拣选和“遗忘”,亦为其今后的重新出现提供了空间和可能。这里可以参考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个案,孙本文(1946)曾向国内读者介绍“现代社会学主要的理论与贡献”。在他提供的理论家名单中,包括了施班(Othmar Spann),季亭史(Franklin H.Giddings)、孙墨楠(William Summer),乌格朋(William Ogburn),马凌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和孟汉(Karl Mannheim)等人。①显然,这份主要的理论家名单与今天我们所感知或者“认可”的主要社会学理论存在区别,乃至马林诺夫斯基被归为人类学家而非社会学家的名下。 在论及谱系学与历史的时候,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84:79)指出我们寻找事物历史的开端,所发现的并不是关于起源的神圣认同(inviolable identity),反而是其他事物的相互倾轧与不一致(disparity)。在塑造学科认同的时候,社会学需要制造“经典”,这同时也是一个排斥与屏蔽“非经典”的过程。一方面,这种拣选与遗忘反映了学科史的书写动态,它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领域;另一方面,它还是学科史书写政治的一种体现。可以看到,传统或者范式,是社会学在类型学意义上自我呈现与确立经典的一种方式。在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对社会学传统的梳理中,1985年他概括了:冲突论传统、涂尔干传统和微观互动论三个传统。但是在1994年,理性与工具主义传统成为社会学的第四个传统(Collins,1994)。在这里,传统并非指向固定不变的历史,它可以完成扩容与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