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出生于四川重庆的张系国，懵懂之年随父亲移居台湾，成为外省第二代迁徙者。此行是他的第一次空间移动。国民政府迁台后的台湾社会聚合了不同的国民典型，有自视异乡人以台湾为歇脚盦①者，常怀故国之忧，眼眸始终回望大陆故土；有或出生或成长于台湾的外省第二代，他们经由不同管道，隐约连结了“根”在大陆的想象，自己无法真实体会离乡情愁，却又无法坐视，因此选择自我放逐至另一个异乡；第三类型则是较早在台湾落地生根的“本地人”。张系国为成长于台湾的外省第二代，但却始终以台湾为家乡②。然而因生命历程无可奈何的变化，造就了他去国离乡的际遇。就过程而言，无法将他归属于自我放逐至异乡的一群，因此他的身份也就尴尬起来，前述三种国民典型似乎无法周延的涵盖他的景况。 1966年前往加州柏克莱分校就学是张系国第二次空间移动，1972年他曾经回台湾中研院任职，后因台大哲学系陈鼓应和王晓波被捕事件，奔走营救好友受牵连，不得不再度离台到美国，从此放弃回台念头。综观他与不同“空间”产生较长久连结的移动大约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政治动荡下的被动式迁徙至台湾；第二阶段是1973年在半被动式③下二度离开台湾前往美国。两次移动路径跨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美国三个不同空间。 Tim Cresswell定义“地方”时认为，地方是“人类创造的有意义空间。它们都是人以某种方式而依附其中的空间。这是最直接且常见的地方定义——有意义的区位(a meaningful location)。”④段义孚论及空间与地方时提及： 在经验中，空间的意义常被并入地方的概念中，因为“空间”比“地方”更抽象。……“空间”和“地方”这两个字汇必须互相定义。从地方的安全性及稳定性，我们感觉到空间的开阔和自由，及空间的恐惧。反之亦然。此外，我们也可以界定空间是动态的，而地方是静止的，故当每一次空间活动静止时，便有由“区位”变成“地方”的可能。⑤ 诺博格·斯卡尔兹(Christian Norberg-Schulz)提出场所(地方)、路径及范域是人类生存空间的构成要素，也是人类生存上的实质向度：“……场所的性格必须视同与周围互动所得的结果：而没有目标的路径可说是毫无意义；然后是最后的范域，其机能或许较无组织，但却和‘地域(ground)’合一。”⑥范铭如则认为：“不管从诺博格·斯卡尔兹或段义孚的研究，地方都是人类移动的停顿点，而且可以使停顿该处的人产生亲切感和凝聚感。这点停顿的地点满足生物性的需求，也会变成感情价值的核心。”⑦就张系国而言，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与美国都曾经是停顿点，然而其创作中却挥洒了大部分的热情魂萦梦系台湾，其笔下之“乡”既非所来之处的中国大陆，也不是当下安居之美国，这样的书写似乎多了一层转折的历史况味。 空间经由人的连结创造出其意义，因而成为对某群人具有特殊意义的区位。作为有意义区位的“地方”，在阿格纽(John Agnew)的论述中有了三个基本面向：区位、场所和地方感。阿格纽所谓的“地方感”，是指人类对地方有主观和情感上的依附。⑧就张系国的创作时间与位置而言，下列问题是值得探讨的。大陆是张系国已然错过的空间，他的大陆经验停留在五岁之前。这样的空间与经验对张而言，究竟是怎样的存在？曾经在心理上与实践上呈现反差的台湾，又如何在小说叙事中屹立不摇？去国他乡的大半美国岁月，却始终情系台湾，美国是否曾经成为他复制家园的想象“地方”？本文将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美国作为移动空间存在的视角，探讨上述问题。 二、远离母体的想象 “生于大陆、成长于台湾、定居于美国、每年返台数次”这样的流动让张系国不时自问的同一问题是：“我们这一群根植于台湾的中国人，究竟是怎样的中国人？我们是什么？我们应如何安身立命？”⑨此处或可从张的家世背景观察，他的祖父和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同为桂系将领，曾任白氏的参谋长。张出生之际抗战尚未结束，南宁岌岌可危，祖父认为国之将亡，遂为他取名“系国”，以纪念中华民国之曾经存在。这段取名缘由与祖父的军职背景对张系国产生了浓厚的影响，他对中华民国的特殊情感在小说创作中历历可见，他曾经说过：“对我而言，台湾就是中国。”⑩那么大陆对张而言，究竟是怎样的存在？ 五岁离开大陆的张系国，对于离开情境虽然有着鲜明的记忆(11)，但如此年幼的经验如何与在地空间连结？段义孚在《空间、地方与儿童》一文中提到： 幼童的情绪如何与地方连结在一起？美国的一年级学生可以认知乡村、市镇及农庄为一种单元性的地方，但对这些地方单元却没有很大的热情……对地方的感觉受知识影响。例如知道这地方是天然的、抑是人造的、或地方的大小等基本要素。五岁或六岁的儿童仍然缺乏这一类知识……(12) 或许对张系国而言，幼童时期的认知正是这样一种“缺乏热情”式的，这些潜藏于父祖辈心底的无限多情江山，在他的认知里仅是记忆中“差一点与母亲分离的地方”，国仇家恨对五岁的年纪而言显得太沉重也太遥远。如果这样的迁徙也可以称之为一种流亡，如果在心理层面多少存在着些许的流亡心态，应是踵随前代思想而来。针对此种“非经验性”一代的无根失落感，萧阿勤认为主要缘于：“家庭中上一代的口耳相传，以及战后教育的国族历史叙事。这种来自上一代与国族叙事教化的深重流亡感，可以称之为一种‘拟流亡心态’或‘拟漂泊心态’。”(13)白先勇《台北人》中营造的伤逝怀旧，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悲叹，频频回望大陆故土的漂流者，回不去的过去，显现了白先勇极致的深化前世代流亡者的切身之痛。也许我们可以如此想象白先勇笔尖流露出的历史沧桑感，或如萧阿勤所言，此种忧患与家国分裂之痛来自上一代的流亡思想。然而，与白先勇同属外省第二代的张系国，笔下的大陆空间恐怕连“间接追忆的可能性”都构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