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5)04-0112-07 《周礼》有言：“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设其服饰：王晋大圭，执镇圭，缫皆五彩五就，以朝日。公执三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缫皆五彩五就。”[1](P307)从这一则先秦的记录来看，“服饰”的内涵与今天无异，指衣服和佩戴之物。其次，服饰具有身份识别的功能，不同的服饰往往体现君臣关系、等级序列，服饰从来都与社会文化的变迁唇齿相依。自近代以来，服饰迎来最为迅疾的变革时代，维新志士更将服饰与整个国家的精神相联系，认为：“今则万国交通，一切趋于尚同，而吾以一国，衣服独异，则情意不亲，邦交不结矣。”[2](P432)改服更装往往是政权交替、社会变革的表征，如当年满清入关后勒令百姓留辫着旗装一样，服饰中往往蕴含有政治生活的内容。同时，自晚清服饰变革以来，服饰逐渐在自我个性的展现上，扮演日益重要的作用。正如哲学家所言：“服装是自我社会构成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3](P11)可见，服饰不仅与美直接相关，其中的社会政治内容更加值得关注。 在博大的中华文化中，服饰文化从来都是一个璀璨的篇章。其中，文学中的服饰描写不仅记录社会文化变迁，还起到丰富审美意象的重要作用。从乐府“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到《洛神赋》“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服饰描写一方面具有写实铺陈的史传传统，另一方面也带有旖旎多彩的诗赋风姿。上海，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一面窗子，在近代的服饰变革中处于潮头的地位。作为市民生活的最初记录者，海派小说又成为反映服饰变革的重要文本。《海上花列传》《九尾龟》《歇浦潮》等小说中无不充斥着上海各个阶层服饰更张的讯息。同时，早期海派小说将服饰的描绘与人物身份归属、性格发展密切关联，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海派小说的服饰描写特色一直延续到海派传人——女作家张爱玲和王安忆那里，但两者小说中服饰描写的差异又是海派作家历史观演进的重要表征。 一、服饰与小说中的价值抉择 晚清《申报》记录了上海人“耻衣服不华”的生动片段：“今观于沪上之人……不论其为官为商为士为民，但得稍有盈余，即莫不竟以衣服炫耀为务，即下至倡优隶卒。就其外貌观之，伊然旺族之家。”[4]上海民俗所沾染的这种攀比风气，使得服饰的目眩神迷附加上经济利益，在美的包裹下俨然是世俗浓厚的精神实质。典型一幕发生在张爱玲的代表作《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初次参加一个舞会，在香港的交际场所出现，因为自己的穿戴打扮和家庭并不高贵的地位，她诚惶诚恐并一再强调自己不过是一个“过时”的中国人。印度公主萨黑荑妮见到这个“过时”的白流苏时，耸肩一笑，白流苏马上知趣地自嘲：“我原是个乡下人。”范柳元这时为流苏解围道：“我刚才对你说过了，你是个道地的中国人，那自然跟她所谓的上海人有点不同。”[5](P64)以衣饰为标志，上海沾染了更多的“洋气”。据记录，1911-1930年，是西方文化元素对上海服装文化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妇女在很大程度上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而上海开放程度越高，西方的影响就越深刻，女性的时装在缝制时不仅装有垫肩、硬领，而且放大了胸裥，这种设计的改变无疑使女性的“曲线美”得以大胆体现。[6](P3)身着月白旗袍的白流苏在性感盛宴当中就这样被排斥于“上海人”之外。 鲁迅先生曾不无嘲讽地谈到上海人裹着势利的服饰观念：“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7](P78)王安忆的代表作《长恨歌》将“据衣断人”的上海人发展到极致：程先生在1960年代的上海弄堂中，同样以“过时的人”的姿态出现。但即使到了“文革”前期，街坊严师母却仔细地品鉴起西装的好料子，对程先生平添一份敬意。满大街干部的列宁装并没有影响到百姓的认识，在她们的眼中，上海还是旧日上海，上海人的“刻薄”也还是“虚架的一格上能搭上一格实的”[8](P183)。 再以《长恨歌》和《第一炉香》为例，两部小说中的衣饰描写各有特色，张爱玲细腻绚烂，王安忆则注重写实和点染，但都具有相同的叙事效果。“一方面，现代小说家继承了古代小说服饰描写写实与传神的传统，通过服饰描写渲染社会背景，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使服饰描写在与人物心理结合的层面上更进了一步，加之一些现代手法的使用，使人物性格与命运获得了更为有利的表现。”[9](P187)《第一炉香》的主人公葛薇龙即是在镜中衣饰的自观中出场： 葛薇龙在玻璃门里瞥见她自己的影子——她自身也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她穿着南英中学的别致的制服，翠蓝竹布衫，长齐膝盖，下面是窄窄的裤脚管，还是满清末年的款式；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模样，那也是香港当局取悦于欧美游客的种种设施之一。然而薇龙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的爱时髦，在竹布衫外面加上一件绒线背心，短背心底下，露出一大截衫子，越发觉得非驴非马。[5](P2) 这个爱美的女孩子同样追随时尚，将一个简单的学生装穿出了赛金花的模样。同时，这一身非洋非中，半新半旧的打扮却将她置于时尚的洪流当中。这意味着，自认为固执地坚持摩登潮流不过是不能自已的绝对信号，从一开始，薇龙那不由自主的堕落就已经注定了。同样是学生装，《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却展现了不同于葛薇龙的另一番风貌： 王琦瑶总是闭花羞月的，着阴丹士林蓝的旗袍，身影袅袅，漆黑的额发掩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王琦瑶是追随潮流的，不落伍也不超前，是成群结队的摩登。上海的时装潮，是靠了王琦瑶她们才得以体现的。但她们无法给予推动，推动不是她们的任务。她们无怨无艾地把时代精神披挂在身上，可说是这城市的宣言一样。[8](P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