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1997)风格奇特，是一个跨越中国现当代的著名作家。他人在京城，文在边缘，不属于主流的行列。他毕生专攻短篇小说，仅凭120多个短篇，冲决了小说的理念，开创了小说的新纪元，成为小说大家。据北京师范大学版的《汪曾祺全集》统计，收录的小说125篇，以故乡为背景的就有60余篇，60余篇书写故乡的小说汇聚成了“高邮故事”。 海格德尔说：“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但是，唯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反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①故乡高邮让汪曾祺无法忘记，无论身处昆明，还是北京，他写作的题材选择最多的仍是高邮。二十五岁的汪曾祺回忆高邮，六十岁以后汪曾祺还是回忆高邮。年轻时代选择高邮，打开记忆的“花园”，听“故乡的鸟”鸣叫，虽是一种单纯的回忆，但历经战乱，少年饱识愁滋味，聊借人之为人的乡情，以抚慰流浪他乡的焦虑和惶惑。时光冲蚀生命，命运多有坎坷，历经苦难与挫折后的老人看世界的眼光自然不同于年轻时候那般单纯，对生命和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和体会，对高邮的回忆已也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回忆，而是一种睿智的凝视，一种深沉的反思：背靠京城遥望故乡的凝视，历经沧桑看透人生的反思。“京派小说注重‘回忆’，忆及逝去的美，和眼前的现实进行对照。”②作为京派殿军的汪曾祺在“回忆”上有了新的发展，超越了常规的审美回忆，他回归故园，栖居诗意，找到了新的创作源泉，勃发了新的生命意识，新的叙事智慧。他以“小说是回忆”的方式，从“痛定思痛”中走出，进入淡泊的境界，创作出全新的“高邮故事”，倾注了自己的生命哲学，展现出生命存在的形式，和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拉开了距离，开创了新的文学创作之路。 一、“小说是回忆”——一种互文性的互证 “故乡和童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一个人写小说，总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环境。”③故乡、童年已经远去，不管这段回忆是模糊的，还是清晰的；也不管是愉悦的，还是悲伤的，作家经过反复的积沉和回味，不停的追忆和憧憬，以及对时间、空间的思考，形成超越回忆的文本。其实“从一开始，文学就和记忆双重地联系在一起。它被口头吟诵，节奏和音调的组合是为了便于长时间在脑海中留存。它的内容本身也是为着记忆的需要：大家都要在捕捉基本的情节、搜罗和记忆迭起的高潮。一段故事或故事的一段。”④文学当然不能满足于仅仅只游荡在过去的回忆之中，它揣摩过去，思索过往云烟，在顺着文学足迹的同时加上自己的思考，把记忆升华。作家这时的文本，不再是对回忆简单的追寻，回忆在作品的形成过程中有了变迁，它已融入到文本的个性中，从而创造出异于回忆的文本，高于回忆的文本，这是作家对文学追忆的一种再创造。“高邮故事”是对故乡高邮的“回忆”，通过60余篇小说，汪曾祺和记忆对话，回归高邮，重返童年。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小说家莫里森所言：严肃的小说创作如同“伟大的艺术实践”，涉及“回忆、理解、想象、知识。”⑤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记忆行为，回忆是离不开想象的，要说汪曾祺的“回忆”就是通过创造想象把“过去”的“高邮世界”复活，以真实到“气味都是当年的气味”的细节真实和“虚构”到合乎自己美学情感需要的虚构来建造一个亦真亦幻的“高邮世界”。由于故事相对集中到“只有一张邮票”(福克纳语)大小的高邮的“高邮故事”，自然会涉及很多人物，小说中的有些人物不仅仅出现在一篇小说里，别的小说也会找到相同人物的身影，不同文本的相互切入，不同人物的相互回应，“高邮故事”也就有了涂上汪氏印记的“互文性”色彩。 1944年，汪曾祺写了《小学校的钟声》，是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高邮故事”。这篇意识流小说，并没有精彩的故事情节，钟声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似乎更为准确。小说中詹大胖子第一次出现，寥寥几笔，敲钟的老詹有了些许印象。1985年，四十一年后，《桥边小说三篇》中《詹大胖子》再次亮相，五小的斋夫，一个又白又胖的胖子，以“互文”的形式出现，又牵扯出很多的“高邮故事”。 《庙与僧》(1946年)——《受戒》的“前奏曲”。多年后，《受戒》(1981年)中出现了一个聪明伶俐的小和尚明子，他就是当年那个文气的“小和尚”。《庙与僧》的三个和尚：当家的，二师父，能师父，同样是《受戒》中的人物。 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面，到处是河，水乡长大的汪曾祺，接触得最多的无非是水。水影响了他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作品的风格。他的小说多水，“即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⑥高邮的水滋润了汪曾祺的心灵，“高邮故事”中出场的都是一些渺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人物，这些平凡人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在平凡如水的生活中却显露了随意、自然又洒脱的情性。“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⑦ 《钓鱼的医生》写了一个好管闲事的医生王淡人，一个心慈手软的医生，一个“很傻”的医生，闹水灾时，奔波在齐胸的大水里，为人治病。冒着生命危险，独闯孤村，拿一条命换回一块匾。汪曾祺把自己温爱的人生价值取向寄托在王淡人身上，温爱中有平和，平和中有温爱。汪曾祺在散文《我的父亲》中说：“我在小说《钓鱼的医生》里写王淡人有一次乘了船，在腰里系了铁链，让几个水性很好的船工也在腰里系了铁链，一头拴在王淡人的腰里，冒着生命危险，渡过激流，到一个被大水围困的孤村去为人治病，这写的实际是我父亲的事。不过他不是去为人治病，而是去送‘华洋义赈会’发来的面饼(一种很厚的面饼，山东人叫‘锅盔’)。这件事写进了地方上送给我祖父的六十寿序里，我记得很清楚。”⑧汪曾祺“真实”的“高邮散文”为他虚构的“高邮小说”提供了真实的人物，真实的细节，真实的场景，他的“高邮小说”和“高邮散文”自然也有了“互文性”，小说颠覆了散文，变化成新的文本。 汪曾祺借助“回忆”创造了“高邮故事”，一个独立的世界。“高邮故事”互相联系，故事与故事之间相互沟通、互相照应，形成一个完整的“互文性”网络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