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昔日名满天下的当代作家，刘心武的文学名号近年来已日渐没落，鲜有小说问世的他，似乎正在被当代文学日新月异的局势所淡忘。在这个“媒介为王”的时代，年代过于久远的丰功伟绩早已难觅踪迹。人们对于这位创作过《班主任》、《钟鼓楼》等新时期文学“奠基性文本”的重要角色，更多的印象已被刷新为前两年“红楼揭秘”的巨大争议所带来的轰动效应。现在看来，那些消耗着作者别样执著的探秘工作虽琐碎而无聊，却也挑起了观众隐蔽的无穷欲望，因而虽不乏争议，但终究获得了广泛影响，以及更为实在的名与利。然而，就在人们似乎更加确凿地忘却了这位以现实主义笔墨见长的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之时，一度乐不思蜀的刘心武又颇为郑重地重拾旧业了。阔别已久的他终于携新作《飘窗》①强势回归，为读者奉上了这部据说是“二十年来”的“首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 一直以来，刘心武的小说都有一种呈现众生的野心，他似乎很早就敏感意识到，单一叙事的典型化结构早已不能概括当下的生活，因而竭力寻求将零散的市井图像归拢一处，用一种丰富的局部与碎片化的群像，来映照现实斑驳的整体。这种破碎的整体感，构成了如今这部并不厚重的长篇新作《飘窗》的基本结构。 其实早在二○一一年，刘心武便有一篇题为“飘窗台上”的文章，预言了如今这部小说的现实意义。在那篇散文中，他坦言，“书房飘窗台是我接地气的处所。从我的飘窗台望出去，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当然，我有时会走出书房，下楼到飘窗外的空间，使自己也成为‘图’中一分子。”②事实上，小说《飘窗》正是以这种“接地气”的方式，呈现了“飘窗”台下复杂的社会全貌。为了表现这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作者有意选取了各种阶层的不同人物，一时间，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纷纷出场，除了贯穿性的人物高级工程师薛去疾和保镖庞奇之外，作者还生动刻画了歌厅“妈咪”、势力超群的神秘人物“麻爷”、“文革”造反司令、大都会城管、台湾老板、进城卖水果谋生的农村夫妇等众多人物，作者利用意想不到的巧合，让他们的生活彼此纠葛，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脉络。在此情形之下，小说虽免不了有些情节“狗血”的毛病，但也终究能够显现出社会“有机整体”的面目。 对于刘心武来说，这样的叙事方式并非《飘窗》首创。早在一九八○年代初他的首部长篇小说《钟鼓楼》里，我们就曾领略过这种破碎的“清明上河图”式写作的妙处。用作者的话说，那是一部“企图向读者展示一幅当代北京市民生活的斑斓画卷。或者说，是企图显示当代北京的社会生态景观”的小说。小说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时间被集中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这天的十二个小时里，而空间则在北京北城钟鼓楼一带，其人物极为芜杂，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上自副部长，下到小流氓，当然，其主体还是最普通的人物，比如售货员、卡车司机、园林工人、厨师、修鞋师傅、搬运工；以及一般的工程师、编辑、教师、大学生、青年翻译；也写到京剧演员、“浪漫女性”、拾破烂儿的老头、来自农村的姑娘，甚至江青也作为一个有言有行的人物，被巧妙地安置在话语的缝隙之间。小说也正是要通过这些不同的人物，来呈现社会丰富的侧面。就像评论者所言，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凝聚着过去，萌生着未来，有眼力、有笔力的作家，能从一天的生活中发现厚重的内容，能使小说中的一天的生活映现一个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心武在这部小说的题辞里写道：“谨将此作星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他要通过小院里的一天，写出北京的文化史，同时写出北京一部分市民的心理史。 《钟鼓楼》发表之后，刘心武曾对自己所采取的结构方式有着自觉的理性分析。在他看来，自己正是“力图通过文献式的叙述与心理剖析，使读者能对貌似平淡无奇的生活和人物有所发现，促进读者对各种人物的理解和对生活的深入思考”。为了完全地呈现一种生活的“自然流动感”，他对小说叙述结构的追求可谓煞费苦心，“从总体构想上说，我采取的是类似中国古典绘画中的那种‘散点透视法’，整个长篇的结构不是‘穿珠式’，‘阶梯式’，而是‘花瓣式’，即从一个‘花心’出发，生出五个花瓣，再在五个外面生出十个花瓣……或者又可比喻为‘剥桔式’，即将一只桔子(生活)剥开，解剖为一瓣又一瓣的桔肉(个体及个体的生活史)，貌似各自离分，却又能吻合为一个整体。”③因而《钟鼓楼》全书并没有呈现一条明显的、单一的情节线索，而是如同生活本身那样，让许多流动的、偶然的、片断的事件，或相互交织或自行发展。其无尽的意蕴也包含在作品的历史感和哲理性之中：在众多人物的命运和情节演进之中，时间默默地流逝，社会历史与个人命运在这流逝中不断交织，而岿然屹立的钟鼓楼则成了时间永存的见证。 《钟鼓楼》另一个独具的特色在于，书中包含着大量有关“文献掌故式”的叙事元素。比如，它写到了前清流传下来的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传奇故事；写到了北京当年“丐帮”的行乞方式；写到了北京市民结婚仪式的历史演变；写到了建国初期北京平板运输业的发展状况；甚至还谈到日本人在北京火车站地下道尽头设立的精工表灯光告示箱；除此，读者还可以从中得到有关“某些集邮和武术方面的知识”。如此便在“京味”小说的意义上，展现了一种丰富的文化认知功能。到了此后的小说《风过耳》，刘心武开始有意去除当年《钟鼓楼》“文献掌故式的叙述”所包含的文化认知意义。不同于一九八○年代文化意义上的北京叙述，那个一九九○年代的文本，更多呈现出特定年代所普遍具有的文化挽歌意味，甚至其小说本身便是某种文化危机的尖锐表征。有评论者就曾直言不讳地指出，《风过耳》“这部看上去平实无华的作品，其实凝聚着某种历史的象征意味”，它既是“新时期”的“历史主体衰亡的表征”，同时又“始终流荡着‘新时期’的理想化情调”。④这种去“京味”的叙述延续到了如今这部《飘窗》之中。《飘窗》无疑也具有社会认识的功能，它忠实地记录着这个时代，讲述这个平淡无奇的时代令人惊悚的文化现实，然而它更多还是像那部《风过耳》一般，在一种文化颓败的意义之中展开别样的叙事怀抱，它顽强地讲述这个不断变动的现实世界，呈现那些匪夷所思的人与事，而这些人与事足以让人思索这个时代的精神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