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真的《活着之上》我读了两遍，第一遍是在去年的2014年11月下旬。那时候，承载这部长篇小说的是《收获》杂志，而它刚一面世就被路遥文学奖的一审评委注意到了，遂被推荐上来。因《收获》发表时有删节，萧夏林先生便向作者要来足本电子版，发送给二审评委进一步审读。记得当时我是先读了二十页左右的电子版，便决定把它打印出来，以便读得更加仔细真切。我把字号调成5号字，用A4纸，整整打印一百五十页。 有两天左右的时间，我整个儿沉浸在阎真所描述的世界里。聂致远的苦苦挣扎、赵平平的斤斤计较、蒙天舒的如鱼得水、大学校园中的蝇营狗苟，这一切对我来说是如此熟悉。在作者严谨、逼真的现实主义笔法面前，我的记忆被不断激活。我想起了发生在我身边的许多故事，我甚至有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我是不是哪天也去写一部反映校园生活的长篇之作？我在高校已厮混三十年之久，掌握的素材可是一点都不比阎真先生少啊。 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得马上确认它的价值和位置。此前我曾读过阎真的《沧浪之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和《因为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也曾读过张者的《桃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邱华栋的《教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这是比较的维度之一。与此同时，我还要与当年读过的路遥文学奖一审评委推荐上来的其他五部长篇(分别是叶兆言的《很久以来》，载《收获》2014年第1期；程小莹的《女红》，载《小说界》2014年第1期；刘庆邦的《黄泥地》，载《十月·长篇小说》2014年第2期；叶弥的《风流图卷》，载《收获》2014年第3期；贾平凹的《老生》，载《当代》2014年第5期)进行比对。在这些纵横交错的坐标中，我意识到《活着之上》是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目前把高校生活写得很真实、很到位的一部优秀之作。尽管它还谈不上完美，但在今天，能够写出这样的诚实之作已很是难能可贵了。于是，在路遥文学奖第四次评审会暨终评会上，我把这一票投给了《活着之上》。 2015年3月底，首届路遥文学奖颁奖会在青岛举行，而其中的一个会中会是“《活着之上》与阎真现象研讨会”。我仔细聆听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发言，以此与我当初的阅读感受印证、对比。听过之后，我决定重读一遍这部小说，以便把那些飘浮的思绪固定下来，也想看看这一遍还能读出什么东西。 这一次，我读的是阎真先生的赠书——《活着之上》，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12月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标页码)。 学院中人读《活着之上》，是很容易把自己代入其中的。比如，当我在开篇不久便一前一后读到“那是1982年，我十岁”和“再一次看到《石头记》是十七年后。那一年我考上京华大学历史学博士，乘火车去北京上学”(P4)时，我立刻便推算了一下主人公聂致远读博的时间。那是1999年，而那一年也正是我来北京读博的日子。所不同者在于，我比聂致远大约十岁，也比聂致远幸运一些。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了麓城师大工作，而我则留在了京城教书。 这个时间点的设计应该有一些意味。因为再去推算，聂致远读大学的时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他又接着攻读硕士学位。也就是说，当聂致远在麓城师大求学之际，他便遭遇了市场经济全面启动的强劲旋风。而到他读博士的时候，中国的大学又开始全面扩招，市场化之风已穿透了高校的四面围墙。新世纪之初成为一名大学教师，于他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的饭碗，却又预示着他必然会经历个人生活最为困顿的一个时期。因为对于一个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来说，票子、房子、孩子等等显然至关重要，而这一切的获得又得靠他在大学里的表现和晋升。但问题是，经过市场化的洗礼之后，学院已非风平浪静的港湾，学术和学问也不再是钱钟书所谓的“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加上学术行政化、学院产业化已开始显山露水，聂致远的安身立命之本便也风雨飘摇了。想一想十多年前，网上既有陈丹青辞去清华大学教职的《辞职报告》广为流传(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不满高校的学术行政化和学院产业化)①，也有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学校不是养鸡场》的妙文细数高校弊端，更有南京大学董健教授在大声疾呼——《“跑点”跑掉了大学之魂》，我们就可以知道聂致远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人文环境了。而这也正是所有的大学师生不得不面对的时代氛围。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活着之上》中满目看到的都是钱、钱、钱了(纯粹是出于好奇，我在电子版中通过“查找”统计，这部小说直接写到“钱”字的地方达五百九十五次之多)。买房子搞装修需要钱，生养孩子需要钱；弄下小学编制得托关系找门路，需用钱铺路；出书发论文要交版面费，也得使钱打点。在小说中，一方面是赚钱、省钱、攒钱，这是聂致远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而囊中羞涩又成为他一再窘迫的原因——赵平平为聂致远买了张卧铺票，但“在火车上我一直躺着，上厕所也匆匆忙忙，赶快回来躺着，不躺就对不起那张卧铺票”(P39)。赵平平经常性的说法是：“钱到了我的手里，你知道的，就缝到肉里面去了，拿出来肯定是要动手术。”(P237)这些细节把聂致远夫妇对钱的爱惜写到了极致；而另一方面，则是校领导按潜规则送钱办事、大把花钱、权钱交易，这又成为90年代以来的时代风尚——当聂致远感到自卑时，他曾这样想到：“现实就是现实，不论我怎么想，钱都不会理我，权也不会理我，你不去找它，它会主动找你？钱和权，这是时代的巨型话语，它们不动声色，但都坚定地展示着自身那巨轮般的力量。我能螳臂当车吗？”(P223-224)如此看来，时代话语或时代风尚已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它催人世俗，诱人庸常，劝人好好活着，逼人向着形而下运行。如果不在这股力量面前俯首称臣，那便是自讨没趣自讨苦吃，甚至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聂致远必须面对的“典型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