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时间：2015年2月5日 访谈地点：《小说选刊》编辑部 人物：王干(评论家，原《钟山》编辑) 赵天成(中国人民大学2014级博士生) 赵天成：王干老师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我现在跟随程光炜教授做“90年代文学研究”，我们的研究特别重视用一种“史”的眼光，对文学现象、事件和作品做“历史化”的清理。因此，今天我们的访谈虽然是围绕“新写实”展开，但我的关注点可能和其他研究者不太一样。我不会着重从文学思潮、文学进化等惯有角度去设问，而是首先把“新写实”作为一个“事件”，格外重视史实和材料，更关注它的展开过程和细枝末节。我在做材料准备时注意到，历来对于“新写实”的种种讨论，基本上集中在学科内部，探讨文学精神的转移、现实主义的变形等问题。但是我发现，“新写实”不仅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和90年代文学的交会点，从而包含了一些90年代文学的起源性问题，同时它也与当时的政治事件、社会变革、精神危机、市场意识、大众传媒等都有着相当密切的互动关系。我希望通过这种“还原”式的研究，打捞一些曾经被忽略、被遮蔽的生动细节。您作为“新写实”的幕后推手和当事人，一定掌握了很多有意思也有意味的故事，必定能够丰富我们对于这一现象或事件的理解。 我们还是从1988年10月份《钟山》与《文学评论》联合举办的“现实主义与先锋派”的讨论会谈起吧，因为那次会议被看作“新写实小说”发起的源头。您在会上提出“后现实主义”的概念，也是在那之后，《钟山》开始筹划“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我的问题是，当时参加会议的都有哪些人？那次会前有没有与“新写实”或“后现实主义”相关的酝酿过程？“后现实主义”是您个人的想法，还是您曾经跟其他的评论家、编辑或作家讨论过？ 王干：1988年是在无锡工人疗养院，开的那次“现实主义与先锋派”的研讨会。当时参加的人员，我现在还能记起来的，有现在在香港岭南大学的许子东，当时他已经去香港了，刚去不久，他还从香港带过来一个姓张的女博士。还有吴亮、李劼，北京的有曾镇南、朱向前，还有陈志红，一个女评论家，原来是《南方周末》的副主编，现在好像是南方出版社社长。因为是《钟山》跟《文学评论》一起合办的，就还有陈骏涛和《文学评论》的一些人，《钟山》的一些人。 当时其实我还没调到《钟山》，《钟山》正在酝酿着把我调过去。这个会之前，大概是在1988年的6、7月份，我和《钟山》的两个副主编徐兆淮、范小天，在北京的川鲁餐厅，就在团结湖这块儿，现在没有了，大概就是现在盈科中心那个位置，我们三个一起吃饭。当时是夏天，我们喝着啤酒。我当时在《文艺报》工作，他们就说准备在十月份搞一个会，讨论什么话题能引起兴趣。徐兆淮的办刊方向是倾向于现实主义的，范小天是比较倾向于“新潮”“实验”“探索”的，也就是所谓“先锋文学”的方向。我说其实可以把你们两个人的观点合起来开一个会，因为从当时1987、1988年创作的一些情况看，虽然不能说“现实主义”与“先锋派”合流，但是确实出现了很多交叉的现象，互相之间都有借鉴或者变化吧。不像1985年的时候，现代派和现实主义好像是壁垒森严的。当时比如刘恒、刘震云、方方，包括朱苏进、余华的有些小说，貌似现实主义，但是很多方面又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有交会的地方。所以我提的这个话题，他们就觉得挺好。正好这个话题和《钟山》这两个副主编的趣味也比较吻合。所以这个会之前确实是有在北京的一个酝酿过程，有事先的谋划和筹备。当然他们到北京来，本身就是为了和《文学评论》找一个合适的话题，找一个能够让所有的评论家关注的焦点。 赵天成：所以这个会主要是由《钟山》牵头，《文学评论》合办的？ 王干：对，主要是《钟山》牵头，《文学评论》跟《钟山》一起合作。但是这个会呢，还有一个前提，就是1987年的时候，《文学评论》准备跟《钟山》搞一次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会好像是关于“新潮文学”或者是“先锋派”的，但是后来因为碰上了1987年1月份的“反自由化”事件没开成。那次事件之后，就不让开全国性的会议了。就是说你开会可以，但是不能开全国性的会议，只能在本省开，当时就有这么一个限制。到了1988年上半年，开始松动了，才又有这么一个会。所以实际上这个会，本来应该是1987年开的，实际上是推迟到了1988年才开，或者说是补开的。 关于“后现实主义”的观点，当时是我个人的观点，也没有跟任何人商量。我当时选择这个题目，有两个原因。我在会上讲了一个原因，就是它能跟会议的议题结合起来，因为“后现实主义”有“后现代主义”“后先锋派”的一些特点，也有一些“现实主义”的特点。当时这个会是要求准备发言，最好是有文章。当时我的文章已经写好了，10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完稿了，我在会上只是讲了一些概要。在发言之前，我还把一个3000字的发言提纲拿给吴亮看了一下。当时吴亮说：“你这个观点挺新颖啊，你会上可以讲。”会上我谈到“后现实主义”时，有一些讨论，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当时会上主要是李劼跟许子东关于“雅”与“俗”的争论，把“现实主义与先锋派”这个主题略略有些冲淡。当时许子东说大家不要忽视大众文学、俗文学，可能是那个时候他关注的问题，跟我们关注的问题不太一样。我觉得当时他谈的跟我们这个会不是太吻合。“后现实主义”是我个人的观点，不是刊物的，但是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刊物的影响，因为我们之前在北京讨论过这个问题。讨论时范小天就跟我说：“哎，你这个观点很好，你可以写文章。”所以我当时就开始写文章了，到会前就已经写好了，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那篇文章。那篇文章也是费了一点周折，当时我先是给《文学评论》，但一是因为《文学评论》发我的文章发得太多，而且那一年(1988)已经发了我一篇文章，所以他们说隔一段时间再发。还一个原因可能是《文学评论》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后现实主义”这种说法，他们也比较谨慎，所以当时这篇文章就没有发出来，他们也没有退给我。大概一直到了1989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北京文学》的编辑陈红军跟我约稿，我就说有这篇文章，但是不知道他们《北京文学》感不感兴趣。我当时心里还有点忐忑不安。后来《北京文学》发出来了，1989年第6期。所以也是有些阴差阳错。这篇本来应该是《文学评论》或者《钟山》发。但是《钟山》1989年第2期有一个《现实主义与先锋派笔谈》，我在那里把那篇文章浓缩成3000字，就是同一篇文章。但实际上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当时没什么影响，因为当时大家的兴趣都不在文学上面。总之，文章是会前写的，不是开完会以后改的，会前我对“后现实主义”已经有比较完整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