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创作景象与文学史书写的混淆 第一次见到“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说法，还是读王德威教授的《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一书。该书是王德威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时隔七年，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在大陆出版。王德威在书中详细阐释了“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缘由。从此开始“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说法，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传播流行起来，至今仍余音未绝。 在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界通常是把“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学”的正式开端。尽管在晚近出版的一些文学史中，已经在强调“五四”新文学在“变革”中国文学中起决定性作用，也开始注意到“五四”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关系了，“文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又存在着紧密的承续关系，所谓古典与现代、新与旧，难于做一刀切的划分”①。但是，这种“温和”地对待“五四”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做法，显然是不能令王德威满意的。他不能认同我们只是把晚清的文学看作是从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的“过渡”。在他看来，中国“新文学”的起源在“晚清”而不是在“五四”，“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至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② 其实，在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前，就已经有学者开始重视晚清文学对“新文学”的重要意义了。陈平原在《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就将“新小说”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开端。在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中，也包含了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贯通的努力尝试。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中，他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贯通“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他们关注的是“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走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它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世界向度”，它更注重中国现代文学向“世界文学”融入的“现代化”努力，它把晚清或近代文学看作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过渡”；而在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相关论述中，瞩目的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中的“传统向度”，把晚清视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源”。 “注重进程，消解大家”是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中所采取的一种文学史叙述策略，只不过是他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向度”——晚清文学。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一书中，借用丰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知识，对晚清小说的四大文类进行了精彩的解读与分析。但是，我们看到，王德威的分析论述的焦点，主要并不在这些晚清小说是如何体现了“现代性”审美的要求上。他更在意的或者更想说明的是在“五四”新文学的理论倡导以及此后的文学史书写中，是如何完成了从“众声喧哗”的晚清到“五四”以后的唯写实主义独尊的转化。他在揭示这种“转化”完成过程时，将造成“窄化”了多元共生的晚清文学的原因，归结为“五四”以后日益“激进”的社会政治。正是在这种激进政治的规训之下，“‘五四’文学革命已缩小成‘革命文学’的紧箍咒了。我们的确见到了一种新形态的文学，但这种文学多半围绕着意识形态打转，没有什么革命精神可言”④。激进的政治还通过各种论争、批评乃至批判运动，将各种写实主义之外的文学题材和文学实验，都规训到写实主义的旗帜之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德威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就是对以写实主义为文学典律的新文学史的一次颠覆与重构，它也是一次“重写文学史”的实践。 王德威的这次“重写”，将中国新文学的源头移至晚清，颠覆了“五四”作为中国新文学“开端”的历史地位。为此，一些学者也表达了与王德威的不同意见，在他们看来，“五四”作为新文学“伟大开端”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五四”是新文学的“开端”，而不是“收煞”。在笔者看来，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命题，是从两个层面而言的，一个层面是从文学创作论，一个层面则是从文学史书分析。王德威的文风恣意，夹叙夹议，从文学创作到文学史编撰辗转回旋，其论述的两个层面的问题不知不觉间就被纠缠起来了，混淆了文学现象与文学史书写之间的界限。就文学创作而言，“五四”没有压抑晚清，王德威所言的晚清小说的四大文类，在“五四”以后仍然“兴盛不衰”⑤。仅就文学的受众而言，通俗文学作家并不逊色于新文学作家，甚至他们的读者比新文学的读者还多。但是，与新文学倡导者相比，通俗作家就缺少话语权罢了。所以，刘纳就指出：“如今问责‘五四’者……往往混淆了文学史与文学史叙述，将窄化了的文学史叙述作为批评链条原点——‘五四’的依据。《被压抑的现代性》指认‘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愈趋僵化’，透露出其对‘五四’的反思也肇于逆向关照的运思逻辑。”⑥在笔者看来，王德威在此论述的重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是论及了晚清文学的丰富与多元，但是他的重点似乎不在晚清的创作，而在晚清以来的尤其是所谓唯写实主义独尊的“文学史书写”。在王德威看来，“五四”新文学为“写实主义”独尊，现代中国作家也多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这种强烈的人道主义和写实主义情怀，让现代中国作家对于那些“启蒙”文学之外的文学形式失去了兴趣。这也极大地削弱和窄化了晚清以来形成的“众声喧哗”的文学趣味和文学景观。正因为此，王德威才说：“如今端详新文学的主流‘传统’，我们不能不有独沽一味之叹。所谓的‘感时忧国’，不脱文以载道之志；而当国家叙述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近，文学革命变为革命文学，主体创作意识也成为群体机器的附庸。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却不必化约成如此狭隘的路径。”⑦在此王德威委婉地把晚清以来文学窄化的原因，与“感时忧国”的政治使命与情怀连接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历史就是一种叙述，而叙述的背后是隐含着权力、政治相关的历史观及价值观等因素。王德威批评“五四”以来的“写实主义”窄化了晚清的“丰富”，其实质还是批评主宰文学史书写的政治与权力。由此可见，王德威是通过对“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书写的否定性批评，来否定“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