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3—0003—08 1990年，左联成立60周年，陈漱渝在纪念会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那些站在左联对立面的人，为了从根本上否定左联，常常使出两个‘撒手锏’：一是指责左联太左，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二是攻击左联‘无文’，即无传世之作。”①而作为辩护，他接着举出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叶紫的《丰收》、茅盾的《子夜》、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及《义勇军进行曲》——来作为左联的创作实绩。可以发现，陈漱渝的这些选择基本上也是八十年代以来左联研究中几部公认的代表作。经过统计，八十年代以来被进行较多研究、分析的左翼作家主要有：鲁迅、茅盾、瞿秋白、叶紫、艾芜、沙汀、张天翼、穆木天、周文等。1978年之后，当研究者，包括左翼文学的亲历者，纷纷开始回忆和重新梳理所谓左翼作家的谱系和左翼文学的“传统”时，除了像鲁迅、茅盾、瞿秋白这样的大家，三十年代被当时的批评家首肯和推荐的一批青年作家往往是首先被发掘和提起的，像叶紫、艾芜、沙汀、吴组缃、张天翼等。在八十年代文学版图的重构中，他们几乎是第一时间就从文学史中浮现，而他们重现的同时几乎每个人身上都携带着一种来自历史的标记：像叶紫，有三十年代鲁迅的序言；像艾芜、吴组缃，有周立波、茅盾等人的评价。周立波在《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中，便直接点明鲁迅、茅盾、郭沫若等老作家，以及沙汀、艾芜、荒煤、舒群、罗烽、姚雪垠、宋之的等几位新晋作家构成当时左翼创作的主要阵容②。因此，当八十年代，文学史开始为左翼文学重新寻找一个文学性的“创作”序列时，这一批作家(包括左联五烈士中相对有文学成就的柔石和殷夫等)便首先获得了一种被叙述的合法性。那么，八十年代研究界所默认的这一名单又是如何作为一种集体记忆而顺利进入当时文学史的重构中的？在现有的左翼研究中，当讨论三十年代有关左翼作家、作品、理论的定评时，往往被援引的是几部同时代出产的文学史著作，包括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学思潮论》③等。这一发生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学史的删选及评定过程无疑是我们后来这一名单形成的前史，但是在左翼文学产生的最初语境中，究竟是谁，出于怎样的视角，从而使某一位作家获得(或呈现)了一种(或几种)可以进入左翼框架的特征？这便涉及当时批评的作用。因此，本文拟从批评的视角来分析三十年代几位后来出现在我们文学史名单中的左翼“文学家”，以及他们与当时批评之间的互动。 一、鲁迅“高地” 1928年，经历了先前创造社和太阳社以“革命文学”名义对鲁迅的围剿，冯雪峰的一篇《革命与智识阶级》成为当时风向转换的最初表征。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运用他在翻译苏联《文艺政策》一书时学到的“宗派主义”概念，对创造社等以革命为名，实为小团体主义的排他行为予以批评，认为这一行为实际损害了一个更广泛的革命队伍的建立，号召对鲁迅这一类过渡性的知识分子予以宽容，容许他们在革命的队伍中作为同路人或“追随者”存在，并可拥有“极少限度的闲暇”④。1929年李何林编选《中国文艺论战》⑤一书时，便将冯雪峰的这篇文章作为导言和纲领，认为是此次论战中最为中肯公正的一篇。但冯雪峰后来在回忆中却说，鲁迅在看到这篇文章时最初是反感的，认为他也是创造社一派。事实上，这篇文章从根本上讲确实没有跳出当时无产阶级文化的那种进化论式的叙述逻辑，即鲁迅已是革命的过去时。针对这点，冯雪峰后来便曾检讨自己：“我则替鲁迅先生辩护，说他只是不革命，但对革命却是无害的……我并没有明确地承认鲁迅先生对于革命的积极作用和价值。”⑥因此，在稍后冯雪峰再次于《萌芽》发表《讽刺文学与社会改革》一文，参与当时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时，情况就发生了细微变化。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语境中，鲁迅的讽刺文学的确遭遇着一种困境，他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⑦，或者说“破而不立”的处理方式，在当时遭到了激进的社会革命派及自由派的双重挑战。不仅创造社、太阳社基于更高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对他的扬弃，梁实秋在当时也讽刺他是一味地“不满现状”。三十年代，当左右两派都开始基于各自立场对社会前途开出“药方”，提供某种以供解决或至少可供讨论的社会方案时，鲁迅的存在和他所采取的方式便显出尴尬和难处了，而这一点对于冯雪峰这样欲支持鲁迅，并援引鲁迅的左翼话语来讲更是一种困难。因此，冯雪峰集中在鲁迅的“讽刺文学”下进行讨论，其实是在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讽刺文学、杂感，或者说鲁迅的这种“破而不立”的风格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立场？梁实秋在论争中称鲁迅是“第三种人”⑧，其实已经把这个问题推向前台。正如他说，鲁迅不是胡适一类的绅士，也不是“赤脚的”普罗阶级，那么鲁迅的位置在哪里？因此，冯雪峰在他的这篇文章里一方面是为鲁迅的文学辩护，指出鲁迅的讽刺文学绝不是谐谑文学，更非虚无主义，另一方面便是在立场上为鲁迅作出说明：“他既往以及现在的净除地方的工作，都是为了使工农大众在地上建立起新世界及其文化起见的。”⑨在这篇文章中，冯雪峰非常明确地指出：新旧对立即阶级对立，因此鲁迅对“旧”的批判无疑正是站在“新”的阶级这一边的。显然，较之先前将鲁迅视作革命同路人的观点，此时的冯雪峰已经能够生硬地将鲁迅的这种“中间性”代入到阶级话语中去，从而为鲁迅划分一个明确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