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初期现代文学史的生产与建构　　

      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十二月即印第二版，两版印数总计为八千册(第一版印五千册，第二版印三千册)。此书为王瑶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讲义稿，“两年以来，随教随写，粗成现在规模”。①王瑶声称，此书严格按照一九五○年五月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中有关《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规定进行撰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中国新文学史稿》印刷之前(指的应为初版本)，王瑶曾得到清华大学中文系同事李广田、吕叔湘、吴组缃、余冠英等先生的鼓励和帮助，还在《进步青年》先期刊发过部分章节，这些章节包括《新文学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联”成立》等。不过，《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出版后，王瑶“不断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②

      一九五二年一月，全国文艺界、京津高等教育界开展思想改造运动的过程中，王瑶本人受到很大的“冲击”，撇开思想问题方面的复杂性不论，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这部著作，“新文学史班上我讲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的时候，虽然批判了那些内容，但又肯定了在技巧上有一定的成就”，③进而对他自己的思想观念做出反省，“作者的思想水平和文艺修养太不够，没有能力做这样一件比较重大的工作；但根本上实在是一个思想改造问题，我痛感到如果不认真彻底地改造自己，是什么工作也做不好的”④。八月三十日，出版总署召开座谈会，试图纠正王瑶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叶圣陶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包括：吴组缃、李何林、孙伏园、林庚、李广田、臧克家、钟敬文、黄药眠、孟超、蔡仪、杨晦、袁水拍、王淑明、傅彬然、金灿然、王次青、唐达成。当天的日记中，叶圣陶这样写道谢：

      此书为大学所通用，所述又为至关重要之文学，故特取为批评之对象。……综合诸人之见，大致谓此书立场观点不稳，编撰方法失当，为参考资料尚可，实不合称文学史。此事本未宜以个人之力成之，而王搜辑颇勤，成书甚快，以致种种失误。⑤

      从与朱自清、闻一多的亲密关系上来说，叶圣陶也会保护朱自清、闻一多的这个年轻且有为的学生。叶圣陶所说的“此事本未宜以个人之力成之”，可说抓住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要害”，新文学史的撰写不是一个人的“名山事业”。而《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大学所通用”的著作，其谨慎的程度甚为关键。王瑶受到的压力着实不小，曾有“王瑶要求专业，做不了灵魂师”的传言。⑥与《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出版时间最密切的信件，应该是一九五一年九月之后王瑶与他人的通信，或许我们能够从中看出部分端倪。

      一、王瑶致叔度信件的真正写作时间

      翻检二○○一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八卷本《王瑶全集》，第八卷的书信选中，收录了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王瑶给“叔度同志”的一封信。王瑶在信件中谈的内容，正是有关《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相关问题。其实，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起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构过程来看，此信的文学史料价值、现代思想史价值倒是值得重视的。这里先对此信做抄录，全文如下：

      叔度同志：

      来函敬悉。关于中国新文学史的教学问题，今年暑假高教部将在北京召集会议讨论，并订出“教学大纲”，届时各大学讲授本课的教师将皆来出席，想来定能有机会向您当面聆益。

      谢谢您对拙著的关心。所提供的意见也对我帮助很大。其中有我也考虑到的，略说明我的意见如下：

      1.《老张的哲学》就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论，恐尚略迟，合在一起叙述比较方便，因为此书并不高明。

      2.湖畔诗人拙作中略有所述。

      3.李辉英原曾有所叙述，今已删。(政治上有问题)。

      4.艾青《吴满有》是因为所写的人物发生了问题，我曾问过艾青同志，他不主张讲。

      其余的有的是我根本没有看见过，或找不到，有的是故意省去了。您所提的《中国青年》我就没有找到，后来在张毕来同志的文章中才知道的(见《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承惠寄赠您辑的《中国青年革命文学论集》一册，敬此致谢。您的许多意见、材料和您将要送给我的书，无疑对我的工作将有很大帮助。

      我工作的地方是北大中文系，与北大文学研究所是两个单位。文学研究所中没有现代文学组，由陈涌同志负责，另外还有几个刚毕业的见习研究员(助教)，这一组成立后不久，他们目前的工作计划是研究重要作家的作品，首先进行的是下列八人：1.鲁迅2.瞿秋白3.郭沫若4.茅盾5.丁玲6.巴金7.老舍8.赵树理。这个工作才刚刚开始，以后当然是可能增添研究人员和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的，但目前还谈不到(文学研究所中的同志不参加教学工作)。

      耑此，即颂

      王瑶 五月八日

      此信列为书信选第二封信。在《王瑶全集》整理者看来，它是王瑶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写给“叔度同志”的信。从信件的相关细节来看，这封信的时间标注显然出了错，理由来源于几个方面：

      其一，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初版时间为一九五一年九月，第二版的出版时间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也就是说，写信者“叔度同志”不可能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之前就看到了《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这部书籍。按照常识来推算，至少此信应该在一九五一年以后的某年五月八日写成，而不会是一九五一年五月八日这天所写。